西安晚报2017年2月1日微博截图

　　陕西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霍松林

　　据西安晚报官方微博2月1日透露，着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陕西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霍松林先生于当日中午在西安辞世，享年96岁。

　　出生于1921年9月的霍松林，是甘肃天水人，3岁起随父认字读书，12岁前已熟读“四书五经”，“神童”之誉名闻天水。上中学时他就曾发表大量杂文、新旧体诗宣传抗战并引起轰动。被国学大师于右任称其为“我们西北少见的青年”。

　　1944年，这位自谦为“穷乡僻壤放羊娃”的年轻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后迁至南京)攻读中国文学专业后，获得了胡小石、朱东润、罗根泽、汪辟疆、陈匪石等学者名流的赞赏、指导和教诲，并与汪辟疆、陈匪石两位先生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先生们渊博的学识、高深的修养和严谨的治学风范，为他此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自1953年至今，霍松林一直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为本科生讲授过8门课程，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是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点的带头人、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的奠基人。作为陕西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导，他还身兼中国古文论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世界汉诗学会等名誉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四海诗社名誉社长等。着作有《文艺学概论》《历代好诗诠评》等四十多种。1988年应聘任美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指导委员会副会长，获颁“终身学术成就”金像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被中国作协列入“抗战时期老作家”名单，获颁“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奖牌。2008年获“改革开放三十年陕西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并与孙轶青、叶嘉莹、刘征、李汝伦等四位诗词大家同获“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

　　以下谨录中国教育报旧文《霍松林：唐音塞上来》，追思大师风采。

　　霍松林：唐音塞上来

　　我父亲看霍老的书，我也看霍老的书，两辈人都是霍老的读者。在西安的空气中，到处都有霍老的味道，能与霍老生活在一个城市，真是幸运。——着名作家贾平凹

　　时胡小石、卢冀野、罗根泽各以一专雄长盘敦，松林俱承其教而受其益。于诗尤得髓于汪方湖，于词则传法乳陈匪石。——着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国学大师钱仲联

　　霍松林旧影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93岁的霍松林，清晰地记得年幼时父亲教给他的第一首诗。

　　“一首诗把从一到十的数字巧妙地组织在诗句中，有景有情，好认易记，平仄也合律。”在幼年的霍松林看来，这不止有趣，甚至神奇。就是从这里开始，他走进了诗歌，走进了文学，并与之相伴一生。

　　幽幽终南，雁塔之畔，在其书房唐音阁中，记者有幸见到了这位文学界泰斗，他眉发银白，目光深远，仿若挟古风而来。回顾这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霍松林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读书，涉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多门学科。

　　教书，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70余载，培育本科生数以千计，博士生70余人，聆听其报告会者，更是不计其数。

　　写书，撰写了文学理论专着《文艺学概论》，被誉为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出版学术着作30部，诗词集3部，随笔集两部，主编书籍40多部，发表论文、散文近200篇。

　　一生只做三件事，他把每一件都做到了极致。

　　霍松林在天水读中学时

　　文学相伴痴迷一生

　　霍松林的父亲霍众特熟读儒家经典，16岁即中秀才，虽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生逢乱世，叹壮志未酬，所以一直希望霍松林能够“学而优则仕”。

　　1945年，霍松林考大学时，除了报考自己向往的中央大学中文系，同时遵从父亲的意愿，报考了政治大学法政系，谁知都被录取，且都名列榜首。对于一向听从父亲的霍松林而言，这是个艰难的选择。最终割舍不下对文学的情结，霍松林选择了中央大学，而大度的父亲也选择支持霍松林的决定。事实上，霍松林对文学的情结，恰恰来自父亲。

　　1921年，霍松林出生后，霍众特喜欢其天资聪颖，便将希望寄予这个最小的孩子身上。两岁始认字，熟读“四书”、“五经”等古文典籍。三岁练书法，练身姿，看帖临帖，执笔运笔，十余岁，即为众邻里写春联。六七岁学作诗作文，调平仄，查韵书，从五古、七古、杂言体到律诗，十二岁便可成诗。至十二岁，霍众特自认一身“功夫”已尽数传给儿子，便到处打听天水最好的学校。到学校后，霍松林对书痴迷的天性展露无遗。

　　在天水中学读初中时，正值抗战初期，沦陷区的文化人和失学青年来天水，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把珍藏的好书廉价出售。霍松林如鱼得水，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到外国文学作品，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把为《陇南日报》写专栏领到的稿费，统统用来买书。与此同时，由于家境清寒，交不起学生食堂的伙食费，霍松林只能从离校80里外的家中背米面、木柴来，自己烧饭吃。

　　这段清贫的时光却是霍松林最为怀念的一段时光。天水中学的前身是陇南书院，图书馆藏书可观，但阅者甚少。在这里，霍松林遍览馆藏，读至兴起，便轻声吟诵，恍若空谷之音。至1945年上中央大学中文系，霍松林的读书环境得到了质的飞跃。

　　胡小石讲《楚辞》，朱东润讲中国文学史，罗根泽讲中国文学批评史，伍俶傥讲《文心雕龙》，吕叔湘讲欧洲文艺思潮，汪辟疆讲目录学……在大师级教授的熏陶下，霍松林在文学的海洋中恣意驰骋，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哲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刻苦钻研，全面了解了诗、词、曲学。

　　读书学习之事，在霍松林看来，是有秘诀的。“我读初中时，父亲给我一本讲治学方法的书，叫《先正读书诀》，其中有这么几点：一是既要精读，又要博览；二是读书、阅世、作文相辅而行；三是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这几点，我至今认为都是有规律性的东西，不容忽视。”霍松林说，“以第一点为例，做学问要建立根据地，不先建立根据地，即使打了许多胜仗，仍无安身立命之处。精读便是建立根据地，同时必须辅之以博览，四面出击。”

　　对于当今人们将中小学生语文水平偏低归咎于“死记硬背”，霍松林极不认同。“记和背是需要的，关键是记什么、背什么。通读、背诵重要的古籍和诗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实最巧，巧在用力省而收效大，既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扩大了知识面，研究、写作、记忆和艺术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对文学知识的渴求贯穿了霍松林的一生。如今，在霍松林家中三面书橱环绕的书房——唐音阁里，仍是书香四溢、卷帙高垒。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不懈求索，在文学的时空里，霍松林已然来去自如。

　　中国古代文史学家程千帆挥毫泼墨，为霍松林题写“唐音阁”

　　驰骋文场辟土开疆

　　天水师专中文系总支书记李宇林对老师霍松林的一个比喻记忆犹新。“霍先生曾打比方说，如果货架上只有几样货，不管你选用什么方法，怎么左摆右放，也还是那几样货。只有货多货好，再分门别类，讲究摆法才能摆出名堂，才能琳琅满目。”正是因为博闻强记，积累了大量的“存货”，并不断开拓创新，霍松林在文学界的成就才得以琳琅满目，流光溢彩。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而高校中文学科也是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当时，高校文科要求多开新课，用新观点教学，但并无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更无新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连新的参考书也几乎为零。1951年，霍松林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之聘，到该校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在其接手的三门新课中，有一门文艺学，面对无教材、无大纲的一穷二白之境，霍松林感觉“难于上青天”。

　　然而，在文学的世界里，霍松林一向迎难而上。他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拟出提纲，编写讲稿。

　　文艺的特质、作品的构成、文学的种类和创作方法……霍松林别类分门，条分缕析。在编写的过程中，霍松林评析过往，也直面现实难题。以“题材的看法”为例，建国后，文学界流行“题材无差别论”和“题材决定论”两种对立但都颇有影响的观点，霍松林深思熟虑，先举出中国古典诗歌的几个高峰期都是题材多样化的事实，说明“文艺题材的多样化，是文艺繁荣的标志”；接着举孔子、刘勰等人的有关言论，证实题材多样化的必要性；进而以杜甫等作家的创作实际为例，指出“肯定题材的多样性，并不等于主张题材无差别”。同时指出“题材只对主题有一定的制约性，不能完全决定作品的成败”，“题材决定论”也是错误的。

　　在讲义的编写过程中，如此论证的过程不胜枚举。每次论证，无不需要查阅大量的典籍资料，而成稿之后，又反复增删修改。两度春秋，40万字，1953年，《文艺学概论》终于脱稿，当年即被选为全国交流教材，后又被选为函授教材。

　　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志明教授在《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中以自身体验指出：“《文艺学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着述系统的文学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爱好者，不少人就曾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

　　在文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文艺学概论》是解放后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新型文学理论专着，奠定了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基础。

　　在70余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生涯中，霍松林游走于诸多文学领域，着书立说，脚步从未停歇。尤其是“文革”平反之后，他重新回到学校，虽已年近六旬，但他的学术生涯仿佛重新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唐宋诗文鉴赏举隅》、《文艺散论》、《白居易诗译析》、《西厢述评》……大量唐宋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专着源源不断，都被认为是这些领域的“开山之作”。

　　霍松林的研究贯通整部文学史，以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冠名，但在他的内心，“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的韵律让他最难以忘怀，因而，诗歌的创作，贯穿了他的一生。

　　从1937年抗战爆发作《卢沟桥战歌》，到为久旱而愁作诗《苦旱》，到赴南京求学作词《梦归》，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赞神九胜利归来》、《迎香港回归》……仅《霍松林诗词集》一部，就达13卷之多，收录了其1200多首诗词，中华诗词协会顾问张勃兴感慨地说：“松林以诗词记录了自己一生的心路历程。举凡国家兴亡，民族奋战，人民忧患，师友交游，人生际遇，凡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者，无不记之以吟。其题材之丰富，寓意之深邃，行踪之悠远，容量之宏大，艺术之高超都令人感叹。”

　　霍松林始终没有停下创新的步伐，题材可以新，角度可以新，语言可以新。他还提倡诗词革新，用新声新韵创作了《金婚谢妻》和《八十述怀》27首七律，被诗词界公认是“新声新韵的奠基之作，在中华诗史上有划时代意义”；他书法沉雄遒劲，自成一体，为书林所重……

　　无论是文艺理论研究，还是诗歌、书法，终其一生，霍松林信守“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在求真求是的前提下力求探奥抉微，别开生面，由此驰骋文场，不断辟土开疆。

　　得育英才君子之乐

　　孟子有言：“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其中一乐。

　　霍松林任教70余载，教过小学、中学、大学，教过硕士、博士、博士后，还指导过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他说，“确实品尝到了‘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无穷乐趣。”

　　许多人都对恢复高考后霍松林开报告会讲学时的盛况记忆犹新。“不仅本校的学生涌向大礼堂，而且附近院校的学生也纷纷赶来，大礼堂座无虚席，连走道里、窗户旁都挤满了人，甚至礼堂外的路上，也站着许多学生。”陕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弓保安说。

　　因为学贯古今，霍松林讲课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旦吟诵起某篇诗文，常常带着手势，神采飞扬，带着西北口音的朗诵抑扬顿挫、节奏分明，整个人仿若沉浸在诗的意境之中，整个课堂也变得诗情四溢。

　　“一首短短的绝句或令曲，一经他点拨，也立即显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西安联大中文系主任师长泰回忆，“把听他讲课的笔记稍加整理，就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

　　有意思的是，被感染得异常兴奋的青年学生们，课后常常喜欢模仿先生讲课的语调。有一次课后，一位宝鸡来的学生模仿霍松林讲“古、典、文学”几个字时一板一眼的语气和情态，惟妙惟肖，逗得大家直乐，霍松林也不以为意。因为师生谈诗论文、赏奇析疑，让他乐在其中,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

　　在中央大学师从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等人时，霍松林常常在课堂上与老师们谈诗论艺，课余伴师出游，作诗相和，其乐融融。而今时空流转，衣钵相传。霍松林很多教学理念，就来自他当年的老师们。

　　先后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汪辟疆和胡小石均强调，中文系学生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也要有高水平的诗、文、词、曲创作；不仅要有高尚品德，也要有精深的学术研究和高质量的学术着作。

　　霍松林同样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为本科生讲古代文学时，霍松林要求背诵一定数量的诗文名篇、精读古典名着。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霍先生讲古文、诗、词，根本不看本子。讲起《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长篇小说，常常将四五个人物的对话结合表情一一复述，一字不差。有这样的老师，学生们也纷纷以背诵大量经典为傲。

　　对研究生的培养，霍松林有八字箴言：“品学兼优、知能合一”。对“知”，既要求“博”，又要求“精”，而所谓“能”，则指能力、创造力，可分为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学以致用三个层面。“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应该搞一点创作，至少要有一点创作经验、创作甘苦，才能较深刻地理解作品。”霍松林说。

　　霍松林认为，指导博士做学位论文，可以帮助学生同时得到“知”、“能”两方面的提高。霍松林将其分为“三步走”：一是确定研究范围后，放眼古今中外，博览精研，充分占有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和他人所未及的资料；二是厘清研究范围所涉的研究史，以力避重复、力求创新，运用唯物辩证观点梳理资料，形成论题；三是围绕论题，进一步博览精研，选好角度，论从史出，考论结合，提要钩玄，探微抉秘。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用“三步走”的“战术”，霍松林先后培养了70余名博士，每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无不经他提出意见、反复修改，凡内容单薄、缺乏新意者，不能参加答辩。

　　关系到学生“出口”的质量，霍松林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竟似不太近人情”，但结果是，所有学生的博士论文均高质量通过，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成为高校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他的博士们均自称“霍门弟子”，在学生们自制的“霍门弟子”通讯录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孙明君、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邓小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

　　“高歌盛世情犹热，广育英才志愈坚。假我韶光数十载，更将硕果献尧天。”

　　2001年，霍松林80寿辰时，曾做这首《八十述怀》，满溢育才的豪情和对讲台的不舍。

　　性情之人赤子之心或许是诗书浸润了傲骨，霍松林在自己坚持的事情上，即便面对压力，也从不愿让步，用他的话说，便是“不怕得罪人”。

　　少年时考天水高中，霍松林因初中三年成绩突出而免试直升高中，但训导员多次“训”其“读书太杂、思想不纯”，霍松林因此与之争吵，并不愿检讨，学校最后贴出了“侮慢师长，不堪造就，开除学籍，以儆效尤”的布告。

　　谁知后来竟因祸得福，霍松林考上了教育部在天水办的国立第五中学，不仅免交饭钱，更得以遇上许多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教书的老师。

　　至于学术研究、立论着文，霍松林更认为，必须求真求是、新见迭出，决不随波逐流，要刻苦钻研，更要敢冒风险。因为这样的执着，他也受到了极大的牵连。

　　1958年开始，霍松林就因他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在反对“厚古薄今”运动中，霍松林从不承认有罪，而且辩若悬河，直至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文革”之初，霍松林又因曾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扣上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帽子。抄家、游街、挨斗、扫马路、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其间几次因哮喘病发作昏迷，到医院打强心针才被救醒。与此同时，夫人胡主佑及孩子均被株连，下放达十年之久。然而，十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霍松林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尽管当时的学术气候尚是春寒料峭，不少人噤若寒蝉，但他义无反顾，以“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气概写了《再论形象思维》。而今天，形象思维已然是我们关于文学的基本认识了。

　　这样的情操，大概只能用早年霍松林写给胡主佑的一句诗来概括：“浩气由来塞天地，高标那许混风尘。”而在现实生活中，霍松林却全无“浩气”，对家乡、对学校、对学生、对家人，全然一颗赤诚之心。

　　2010年4月，天水师范学院收到了霍松林的一份厚礼——为学校捐赠的3000余册其珍藏的图书和77件艺术珍品、100余盒音响资料。对学校的万分感谢，霍松林笑着说：“这些书在我这里是‘死’的，到了学校，放在图书馆供学生借阅，就能发挥一定作用，就‘活’了。有些重复的书籍还可免费给贫困生。”

　　至于奖掖后进，扶持学人，在霍松林身上更是不胜枚举。

　　饱含深情的付出，源于情感上的满足。如今，霍老年岁渐高，常常回忆起漫长岁月中数不清的温暖片段：

　　还记得，年幼时和父亲一起爬家乡的骆驼峰，到达山顶时，只见渭水翻波滚浪，群山丛岭低头，父亲告诉他，一个人从幼年开始，应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然而“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躬行需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还记得，读大学时与众多老师日相过从，谈学论诗，得以“日进千里”。尤其因为诗名远播，受知于教育家于右任先生，每次拜谒，常谈至深夜。得知自己家境贫困，于老在每次谈话结束后都用宣纸写一张条子，让霍松林去财务室从他的工资中领一笔钱。

　　还记得，1949年与胡主佑相识于重庆南林学院，携手同游，作诗相和。自此一生相随，在陕西师范大学同学同教，合着共研，相濡以沫、共挽鹿车。从青春年少到白首相对，一切尽在不言中。

　　还记得，在主持唐诗讨论会时，提到“唐代诗歌由于意境雄阔，情韵悠远，具有独特的时代风貌和艺术风格，因而被称为‘唐诗’、‘唐音’”时，学弟程千帆乘兴为自己挥毫写“唐音阁”作为斋榜时的情景，当是时，文友相聚，喜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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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那些事，随岁月流逝，已然渐渐远去。如今，年事日高，听力下降，霍老的话也渐渐变少，他最爱待的地方，仍是“唐音阁”，在这里，唐诗、宋词、元曲环绕，似乎能清晰地感受到，可以和故人神交。

　　在这里，他又走进了他的文学世界。

  （文/易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