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以降，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要求，多不出清、慎、勤三字的范围，为官以清为本。所以到清代，州县衙署的讼堂上多书有“清慎勤”三字匾额以为训诫。

　　凡措施所肇，防范于微，亦最莫难于此时

　　清代州县长官的行政准备，多与明代相仿。康熙时期曾任山东郯城县令的黄六鸿，从政伊始，即重拾以往一些良吏的言论，皆是上不负皇恩、下造福百姓的内容。后来将他的从政经验，制成《福惠全书》，可以作为一种地方官的思想体认。在省级官员看来，所谓县令下车伊始，务当提纲挈领，择要施政，像江南的震泽县，正疆界、清词讼、缉盗匪、禁枪船、兴水利等工作是知县行政过程中必不可缓之事。曾任平湖知县的王凤生说，“凡措施所肇，防范于微，亦最莫难于此时”，莅任之初的工作是十分关键的。

　　不少行政长官，都希望能够成就良好的吏治。甚至是地方公共的空间处所，也应该仿效社会贤达人士，义捐钱粮进行维护，如明人所言：“陆而除道，民不病行；水而成梁，民不病涉，皆为政者之责，非有责于民也。”而一般的从政业绩，最终都会由朝廷来进行考核。例如在清代，每三年要对官员进行一次“大计”。每一名州县官的评估报告，均由其直接上司官员写出、再附上他们的评语(“考语”)并呈交给总督或巡抚。督抚复审报告、批准或修正评估意见，然后上交吏部。其政绩显着者列为第一类，评为突出而特殊(“卓异”)的向吏部推荐，甚至被皇帝召见(“引见”) 。

　　康熙十四年任嘉定知县的平湖人陆陇其，撰写《“有仪轩”歌》，说道“恭宽信敏惠，斯须不可离”，颇能反映像陆陇其这样吏治勤敏的地方官员的一些看法。知县职任的重要性，为时人所深识。清人曹尔堪的短论，可以代表很多人的心声。他说： “吏道难兼，清刚者未必仁惠，勤慎者未必果决，经猷恢扩者未有文章。文章末矣，功名不尽从帖括也。往时重循吏，士当释褐后，乐为县令。三年报最，入登言路，与天子相可否，循级而升政府枢机，身握天下之本，盖劳勋久而能任大事，剔历深则能断大议，国计民情，物力练习……皆得力于县令也。”

　　为官的理念与从政的目的，希望通过持之以恒的工作，与民以“信”

　　在康熙看来，知县在面对民众遭受侵扰甚至破家的危难时，应该有慈念之心，让他们少受官衙诉讼之累，即使已经累及词讼，也应该及早结案，使之不伤元气，而无愧于“父母官”之称，不要成为谚语所云的“破家县令”，提示州县官应该怀有的警醒意识。道光年间，曾先后任元和县知县、川沙厅知事的山阴人何士祁，讲述了其在衙门日常办公的一般情形：“冬春辰初、夏秋卯初，必发二梆，然后至签押房，阅视上日所送片稿及批词、公文、禀信、稿件。饭后看审案卷籍。未刻发二梆，审理堂事。晚则查核账簿，标记刑名、钱谷簿，查看门簿。或无堂事，则与幕友酌商地方事宜，或考订律例，或检阅史传，或赴市廖村野以察民风。……与民约者，尤在必信。……刻刻振作，犹恐有失。”何氏讲述自己日常从政安排的同时，似乎也在显示其为官的理念与从政的目的，并希望通过这样持之以恒的工作，与民以“信”。

　　在民众的心目中，州县官本是老百姓的依靠，是“父母”，是亲民之官，“为一州则一州之民生所属，为一县则一县之民生所属”，应该“事事裁决精当，而后上之道府，达于院司”。这也是王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期望： “一个衙门一个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们替百姓判断曲直，调处是非。”

　　 “衙内多一日宴乐，外间即多一日愁苦”

　　尽管官吏群体的薪俸比较低微，但许多官吏仍希望厉行节俭，有人还表示“衙内多一日宴乐，外间即多一日愁苦”，意义十分深刻。但不良州县行政的事例实在不少，多因“知县不能约束书吏，致酿重案”。所以州县官的操守，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就显得意义重大了。成化五年，长洲知县余金到任后，“群吏以其儒者，颇易之，作奸如故。公以理教戒，率者居半，因稍加惩艾，即皆改行焉”。

　　海盐人郑晓( 1499～1566)认为，明代自嘉靖朝以后，“其贪墨奸佞依阿卑谄者，安享荣禄。即有论劾，行贿得解，职任如故，旋复升转。以故今之大臣，实难展布。上为内阁劫持，下为言官巧诋，相率低头下气者以为循谨。”讲的是京官，地方官就更厉害了。吏部尚书赵南星在天启三年的上疏中，无奈地指出这种“贪黩成风”似已无术可禁。下官参谒上官，“辄令行户随之置办下程，饼师、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喜于作威者，不问事之大小，一怒辄折人之肢体，伤人之性命。”偏偏这些人，却常得举荐，“以致豺狼满地”。故赵南星认为，“今日之忧”是在郡县之内。

　　在清代，某些县官深知在一个地方履职不会太久，因此他们的心思全在将来如何升迁、仕途如何发展上，在地方工作中就缺乏责任心，多因循旧习而已。尽管读书人“仕而求富贵”，符合古谚所谓“人不衣食，君臣道息”的言说，无可厚非，但作为朝廷命官，就要讲刚正之气。所以，要鼓舞士气、维护世道、保障民生，就要从正士风开始，廉干称职的地方官员应该得到奖荐优擢。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冯贤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