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新时期以来，诗词组织如雨后春笋，诗词活动此起彼伏，诗词创作、发表与出版如火如荼。同时，形形色色的传统诗歌体式如古体诗、近体诗、词、散曲等，在“中华诗词”的总名之下，日益受到诗词爱好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诗歌”的名义却似乎始终为新诗所“霸占”。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王国钦的《知时斋说诗》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30多年来从事中华诗词创作、评论、出版以及诗体探索的重要成果，集中探讨了中华诗词创新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现象，是当代诗词评论与研究的重要收获。全书分为说言志、说经典、说毛诗、说名家、说鉴赏、说创新、说入史、说诗话、说诗法等九个部分，内容翔实，意蕴深厚，论述精微，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重要的实践价值。

　　简言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诗词时代价值的重新体认。新时期新诗写作中，朦胧诗、先锋诗歌、第三代诗歌等诸种流派各自极一时之盛，纯诗写作、个人性写作、草根性写作等次第争胜。与此相应，诗词普及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假、大、空的标语口号化写作现象也日益严重，旧体诗词过时论甚嚣尘上。在这本书中，王国钦搁置各种争论，截断众流，从社会功能角度探讨诗歌价值，认为“诗人当然可以并且应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当然可以并且应该歌吟大自然的花鸟虫鱼、春夏秋冬。

　　但从中华诗歌煌煌数千年的发展来看，诗歌从来没有远离过时政。诗人，天生就是时代的歌者，而绝不是旁观者。诗歌的存在，肯定是与时代之命运、与人民之生活息息相关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诗是一个时代的不死灵魂”“诗人是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良心”等论断，并理直气壮地把白居易的名言改为“文章合为国而着，歌诗当为民而作”。为国为民，洵为被时下诗歌研究而忽略了的历代优秀诗歌的重要方面。

　　在《不学诗，无以言》中，王国钦将诗词的时代价值高度凝练为如下几点：历代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历代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重要抒情形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素质的一种良好体现、做好民族统战工作的一种特殊方式、弘扬祖国先进文化的一种最佳选择。可以说，这些内容把诗词的时代功能概括无遗。而“中华诗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之说，高屋建瓴地指出当代诗词存在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价值，论证了诗词创作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密切联系。

　　第二，关于诗词体式创新的独到探索。自从近代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倡导“诗界革命”以来，诗人和诗论家们一直在不断地摸索着诗体创新之路。虽然后来的发展是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提倡的白话体新诗一骑绝尘，独占了现当代诗歌史和诗歌理论史，其实，旧体诗领域的诗体探索一直不绝如缕。

　　王国钦熟谙现当代诗体创新探索之得失，明确提出“度词”的概念，他不仅致力于实验性创作，而且不断进行理论探讨，先后撰写了《度词：为自度曲正名的最佳选择》《度词：当代诗词创新中的技术革命》等系列论文，对度词的身份定位与创作技巧，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阐发。在他看来，“度词”不是新诗的格律化，而是以中华诗词为基础的新体格律诗。

　　相对于散曲的俚俗，度词带有雅化的倾向。关于度词的文体特征，王国钦认为，“度词将宋词的平仄协调、句法有序、音韵有度、可以分片等基本因素，与新诗的语言灵活、章法自由等主要特质，进行了一次恰当、成功的艺术嫁接”，这与前人多有探索的“解放词”，即采用传统词牌而放宽声韵格律相比，是一种更加灵活与更加务实的策略，从而避免了把词牌《满江红》写成《满江黑》、把词牌《声声慢》写成《声声快》之类的误区。王国钦还认为：“古人所谓自度曲，实际上就是摆脱固定词谱而自行创制的另体新词，而曲，仅仅是乐曲意义上的曲调。”如果从词的创作角度而言，自度曲是在“倚声填词”之外采用“先词后曲”的另一种创作方式，也是一种新创词调的方式。

　　不过，在音乐之中，歌词始终从属于乐曲，所以不称自度词而称自度曲。而摆脱了固有词谱限制的“度词”，可以自命词牌，也可以即事命题，是一种“似词又不是词，形似而神益似”的文学样式。自命词牌，是从形式上向词靠拢；即事命题，是本质上传承了唐代“新乐府”表现时代风貌的精神。“度词倡导每一首作品都具有形式上的独创性”，既避免了走原来“按谱填词”的机械化、程式化老路，又可为诗词创造出一种句式规范而章法自由的创新性诗体。

　　为呼应当代诗词界“倡今知古，双轨并行”的“声韵改革”，王国钦还在“度词新词问题答疑系列”中，撰写了一篇题为《新词：一步到位的当代诗词新品牌》的文章，特别提出了“新词”的概念。“新词”沿袭度词的一般性文体特征，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押韵与平仄标准——新词使用新声韵，而度词使用旧声韵即词韵；新词采用新声韵平仄，而度词采用词韵平仄。

　　王国钦的“度词新词”，为诗词创作自由运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生活打开了方便之门。在他长达30年的努力下，不仅公开出版了度词理论探讨文论及作品集《春风着意出阳关》，而且不少地方还先后成立了“度词研究小组”，坚持组织全国性的“度词新词大赛”，坚持不懈地予以推广。

　　其实，“度词新词”的出现有着深厚的诗歌创作土壤。毛泽东曾经提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当代旧体诗领域的各种诗体探索，盖出于不满意新诗的过度欧化倾向，很多人都在寻找这“第三个东西”。如自由曲、新曲子词、俳句、巷中体、新古体诗、六行诗等名目繁多的诗体创新形式是如此，“度词新词”也是如此。

　　《知时斋说诗》王国钦着大象出版社

　　第三，关于诗词发展命运的深切关怀。现当代诗词虽然号称“从复苏走向复兴”，但因为长期被摒除在学术研究之外，不得不面临文学地位长期被新诗所遮蔽的现实。因此，诗词界往往把“入奖、入教、入史”当作决定诗词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所谓“入奖”，是指争取旧体诗集进入国家级文学奖如“鲁迅文学奖”等，这实际上是个文学界是否承认现当代诗词“文学”属性的问题。“入教”(也称入校)，即希望现当代诗词能与古典诗词、新诗一道进入学校课程。

　　目前，除了革命领袖和革命烈士诗词，现当代诗词实际上是被摒除在基础教育教学之外的，而“入教”则意味着培养诗词写作人才的基础性问题。诗词“入史”，即现当代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或诗歌史课程，从而改变高校现当代诗歌课程与诗歌研究中那种让新诗独享诗史的局面。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么诗词的文学地位、学术地位以及写作传承都将举步维艰。

　　“入奖”无论，关于“入教”和“入史”问题，在《知时斋说诗》之中，三致意焉。倡言“入教”，与其空谈不如实干，作者在“说诗法”模块，就传统诗歌体式、声韵、对仗等基本问题中易于混淆之处，给予了要言不烦的析论，即是实实在在的说“入教”。

　　关于“入史”，《知时斋说诗》中有多篇文章触及这个话题，以《试论“诗词入史”及与新诗的和谐发展(修订稿)》的表述最为集中。在这篇文章中，王国钦一连列举了反对者的种种论调，如“现代文学性”论者、“文学经典”论者、“语体形式”论者、“学术压迫”论者、“不宜提倡”论者、“死亡之旅”论者、“不能替代”论者、“艺术歧视”论者等等。这些“论者”的立场，一言以蔽之曰“不宜入史”。王国钦对此则一一加以驳论，然后以“和谐共存”的观点从正面立论，呼吁重建“一个与格律诗词、白话新诗相互并存、和谐发展的空间”。从诗词创作者的视野，高调回应学术界关于现当代诗词是否应当进入文学史的争论。

　　《知识斋说诗》所涉及的影响当代诗词发展的重要问题，当然不止以上三个方面。诸如《让当代诗词更有艺术尊严》一文，从宏观的角度关注被长期忽略了的现当代诗词的艺术性，又如《说毛诗》《说名家》《说鉴赏》等篇章，针对毛泽东诗词以及当代诗词创作进行鉴赏与评介，从微观的角度雄辩地证明了当代诗词的时代价值与创新性探索的实绩，从而揭示了当代诗词广阔的创作前景。

  原标题：诗词的当代价值、创新与发展——《知时斋说诗》读后

　　(作者系系国务院参事室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负责人 莫真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