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足点

　　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如据浙江跨湖桥古独木舟的发现当为八千年。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中华文化日益丰富多彩，经过先民的口耳相传，结绳契刻，到文字的产生。从周秦以来(一说从商，但尚无实物可证)中华传统文化就有了以竹木为材料的特定载体。形成中国的最早图书——简书，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根本立足点。以后又逐渐发展为帛书、纸书，而在装订形式上亦从卷轴、方册、鱼鳞、蝴蝶、包背到线装，构成中国藏量极大的书群，这就是古籍。

　　中国古籍数量之多，已难确切估计，只能用汗牛充栋和浩如烟海等等词语来形容。但珍惜古籍却缘起甚早，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入咸阳，首先命萧何收集图书。惠帝时，又“大收篇籍”，使散失的图书适时地收集和典藏。直到武帝时，已是“书积如丘山”。成帝时为检查图书的存佚，就在刘向父子主持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编目，将国家藏书分为六类，编成《别录》与《七略》。当时统计，国家藏书已有13219卷。历代由于天灾人祸，图书有聚有散。东晋李充以西晋荀勖《中经新簿》校存书，不过3014卷。唐初撰《隋书·经籍志》，已着录达89666卷。下垂清乾隆时，《四库全书》着录之书为3461种79309卷，存目收录之书为6793种93551卷，两共收书10254种172860卷，几乎涵盖了清乾隆以前，尤其是元代以前的各种主要着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古籍藏量。

　　这些古籍从《七略》六分以来，经过魏晋以甲乙丙丁为序的四分和南北朝的七分、五分，而《隋书·经籍志》则明标经史子集的四分。古籍分类，至此底定，而相沿至今未变。在经过不断制作、搜求、典藏、整理的大量古籍中，包容着自然和人文两大内容。古今中外，各门学术，无不纳其中。是以中国古籍可称中华传统文化之总汇，也即时尚所谓国学之所在。质言之，今所谓国学，即经史子集之学而已。君若不信，试举国学任何一种着述，能越经史子集之范围者几稀！

　　二保护古籍珍惜遗产

　　中国古籍如此浩繁，从竹木简书到宋元善本，以至一般古籍，都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作为中华子孙应有继承与保护的责任，而不能坐视其被损坏与弃置。但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保护理念与应有的修复措施，以致造成某些蠹食鼠啮的惨状，令人心痛。当前的重任就是保护好古籍。保护古籍主要有三条渠道。

　　其一是原生性保护。古籍随着岁月的移动，或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损伤，或因人为的摧残，以致造成残缺破损。因此原有的古籍就需要加以保护，主要是改善庋藏条件和修补残损。中国对藏书，历来注重保护，特别是私人藏书，更为藏家所珍视。从汉代开始，就用竹制小箱子——箧，分类置放图书。东汉以后，进入纸书时代，用黄檗染纸防蠹。魏晋时，曹曾筑石窟藏书。隋炀帝虽多为后世訾议，但他分三类抄存副本，使得大量古籍得以完整保存。明人范钦筑天一阁为藏书所，亦为人所熟知。他更制定了许多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等保护措施。时至今日，随着科技发达，若干防护设备日臻完善。尤其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籍修复技术，代代相传，技艺日精，许多残破古籍经过修补、垫衬、描画，妙手回春，恢复原貌，保存散失，这对古籍无异是进行生命的抢救。大部分读书人对原生性保护尤为注意，北齐颜之推在《家训》中曾说：“借人典籍，皆需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稚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定期在各地举办全国范围的修补培训班，有意识地培养古籍修补专业人才，实为延续古籍生命的善举。

　　其二是再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的手段，历史上是传抄、刻印，而当代则是再造。在雕板印刷发明以前，主要靠书手受雇传抄。雕板时代为阅读方便，配补不足，或恢复散失，也有单册抄写的。如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成，“豪贵之家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1924年，在新疆鄯善出土晋人手抄的《三国志》残卷，上有《虞翻传》和《张温传》，共80行1090字，惜原卷已流入日本。正因抄书日渐普遍，社会上出现佣书的专门行业。有些藏书家在所藏毁损后，又大量抄存，形成大规模的再生行为。如元初王应麟家，藏书万卷，毁于兵火，其子王世昌重加抄纂，终得恢复原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藏书家参与和推行刻书活动，不仅刻自己的着作，更多的是刻印重要古籍。有的藏书家更提出刻印珍本秘籍，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所撰《流通古书约》中就希望有财力的藏书家将未刊布的古人着作，“寿之枣梨，始小本，讫巨编，渐次恢廓四方，必有闻风接响，以表彰散佚为身任者”。晚清的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后专附《劝刻书说》一文云：“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清代学者的大量刻书为中国古籍的再造、增量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再造工程，则是在更精细完美的情况下，对古籍进行再生性扩量保护，对充实馆藏，普及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影响。

　　其三，加强流通，开拓流通。流通是书籍的重要功能之一，文字载体如无流通，则失去传播和传递的历史作用。古籍的流通，历来靠两种途径，一是读书人之间通过借抄交换，有无相通。明末藏书家李如一就持“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观点，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贻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许多大藏书家都愿接待学者进楼抄书，明末黄宗羲在天一阁大量抄书而自名其藏书楼为“抄书堂”。《流通古书约》中还提出了在流通中保存古书的主张，他主张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其所缺者”，“视其所属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也可以将己有人无之书“精工善写，校对无误，一二月间，各齑所抄互换”。另一途径是通过市场。古籍进入市场始于汉，着名哲学家王充家贫，就靠在书肆读书而成大学者。图书市场到明清时代已基本形成，如明代在北京、苏州、杭州等地，都有专门的书市，有一定的行市及价格标准。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称：“本视其抄刻，抄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书之直之等定矣。”清代的慈恩寺、琉璃厂都是北京的书市，许多学者为便于求书，多僦居附近。琉璃厂书市，至今不废。这种流通使图书得以流传，广泛应用，实质上等于为古籍扩量和保护。近年旧书业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让古籍走上拍卖市场，使古籍成为商品，客观上对古籍有保护作用。而我国若干大馆，馆藏古籍复本较多，如《史记》有一二十套，《四库全书》有数套，若能通过市场调剂，则各缺藏馆得以充实而知所珍惜，大馆也可以调剂书款，增补所缺。两赢之势，何乐不为？

　　三了解和研究古籍是古籍发展的前景

　　无论是原生性，还是再生性的保护，都应属维护行为而非创意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保护古籍不受损伤的阶段。我们应对古籍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进而全面研究，使古籍能更完美，更便于使用。历来除官方的整理研究外，藏书家和学者都在妥善保护古籍的基础上，对古籍的内涵和外延各方面均有所研究。如宋代的宋绶、宋敏求父子，对于搜求典藏的古籍，“日夕校勘”，以聚子孙雠对经籍为乐事，他们研究完善古籍的成就：一是着意校书，家多善本；二是收集散失，编选书籍；三是着书立说，再创新籍；四是总评得失，建言整理，对古籍的完善做了重要贡献。清代学者对此有更显着而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清代学者都对古籍进行过丰富完美等创意性工程。他们在研究古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校勘、版本、目录、考证等专学。这四学构成清学的四大支柱，为乾嘉朴学奠定坚实的基础，提高了古籍的质与量，至今文史学者犹受其惠。在完善内涵之外，他们又做了大量的外延工作，对多种古籍撰写了注、补、表、谱、考证等新着。如一些知名学者为二十四史增补了史志目录，使中国自汉至明连缀成贯通的图书目录，这是图书文化中罕见之举。因此清人着作成为了解和研究古籍的门径，清末张之洞与诸生讨论读书不必畏难之事说：

　　读书一事，古难今易，无论何门学问，国朝先正皆有极精之书。前人是者，证明之；误者，辨析之；难考者，考出之(参校、旁证)；不可见之书采集之。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诸公最好着为后人省精力之书：一搜补(或从群书中搜出，或补完，或缀缉)，一校订(讹脱同异)，一考证(据本书、据注、据他书)，一谱录(提要及纪元、地理各种表谱)。此皆积毕生之精力踵曩代之成书而后成者。故同此一书，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鞧轩语·语学》)

　　这对我们准备进而了解、研究古籍是很好的启发。当前，我们从事古籍工作的同行，有不少朋友已经登堂入室，结有丰硕成果。我曾读过他们有关古籍的着作，不仅对古籍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扩大了藏书量，也是对古籍行业从业人员的一种示范和激励。因此，我提出两点建议，与同行们商榷：

　　一是古籍从业人员不能停留在单纯保护上，而应进一步了解古籍、研究古籍，不仅保护好古籍，而且发掘其蕴藏，为传统文化提供研究依据和创造古籍新着，为古籍扩量尽力。

　　二是清人校读整理古书和创作古籍新着，可以说是空前的，他们的成果为后人大大地减负。所以我认为，“读古书当读清人有关着作”，把清人的研究成果作为我们进修的阶梯，是十分必要的。

  （文/来新夏）

　　注：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专文”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