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章句篇》称“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刘勰认为，文字是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是人们说话写文章表达思想的依托。“练于骨者，析辞必精”(《风骨篇》)，“缀字属篇，必须练择”，“趣舍之间，不可不察”(《练字篇》)。《练字篇》更是刘勰所撰“汉字批评”的专论，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相关问题。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练字之功，在文家为首要。”用字之要，文家无人不晓。刘勰认为，练字之方要从文章整体出发，用字要雅正，反对怪异字眼。诗文是有机整体，字则是这个生命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刘勰正是从文章整体来谈用字的。比如“兮”“夫”“之”“乎”等语气词，看似“无益文义”，却起着“语助余声”“弥缝文体”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闲字。在这个意义上说，一篇文章也要“得一字之助”(《章句篇》)。刘勰认为，文章是否有“风骨”也与用字有关。他主张用字要扎实而不能移动，避免浮泛，所谓“捶字坚而难移”，这样才有“风骨之力”，如果“瘠义肥辞”，则是“无骨之征”了。(《风骨篇》)

　　用字关系到文章的结构布局，结构密实的文章，增一个字减一个字都不行。“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西晋时期，谢艾和王济的文风一繁一略，但他们的文章“繁而不可删”“略而不可益”(《镕裁篇》)。正因为文字不能随意增删，所以修改文章也不容易，所谓“易字艰于代句”(《附会篇》)，改一字比重新写一句还难。当然，文章高手却能通过更换几个字使文章大放光彩。三国时，中书令虞松受命作表，一再修改，景王都不满意。钟会大笔一挥，只改了其中五个字，景王连连称善，可谓“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附会篇》)。

　　刘勰认为，诗文用字，要因人因情因体而异，所谓“辞者理之纬”“理定而后辞畅”(《情采篇》)，“情与气偕，辞共体并”(《风骨篇》)。字是有情感的，“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夸饰篇》)。欢乐的场面，每个字都好像在笑；悲苦的情境，字音如泣如诉。单看字眼、听字音就可以知道作者的喜怒哀乐。刘勰又说：“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字音不协调的文章，犹如口吃，是为文病，所以作家要“剖字钻响”(《声律篇》)，也就是要研究字的声韵。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较早认识到文字的情感功能。后世的诗词理论较多地论及，如清代词人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叙论》说：“阳声字多则沉顿，阴声字多则激昂。”早在齐梁时期的刘勰就指出了这个道理，相比之下，我们就知道刘勰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了。

　　刘勰说“诗书雅言”(《夸饰篇》)、“字以训正”(《指瑕篇》)，诗文是雅道，所以遣词造句一定要雅正，粗俗字眼是诗文大忌。刘勰称虞夏文章是“万代之仪表”，因为它们“辞义温雅”(《才略篇》)。对于那些用字不雅的文章，刘勰会提出严厉的批评。比如《谐隐篇》云：“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把应玚的鼻子比作“削卵”，把张华的身体比作“舂杵”，语言丑陋，是不道德的。中国是礼仪之邦，遣词造句要讲究礼义，有违礼制的文章难免遭人诟病，高才如曹植也不能幸免。《指瑕篇》指出，曹植是“群才之俊”，但其《武帝诔》说“尊灵永蛰”，其《明帝颂》说“圣体浮轻”。“永蛰”“浮轻”这样的词是不合礼制的，因为“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

　　古今文人皆有好奇之心，所谓“爱奇之心，古今一也”(《练字篇》)，但用字如果一味追新逐奇则会变成诡异。刘勰反对诗文用怪字、生僻字。如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作文以“以奇字纂训”(《练字篇》)、“诡势瑰声”(《物色篇》)，到三国时读起来就有困难了。刘勰称这样的文字是“字隐”“字妖”。文字离奇，整个文章读起来难懂，风格也怪异：“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练字篇》)刘勰又多次批评晋宋文人追新逐奇，所谓“近代辞人，率好诡巧”“逐奇而失正”(《定势篇》)，“采滥辞诡”(《情采篇》)。一味“空结奇字”则必然成“纰缪”(《风骨篇》)。文章用字要以思想内容的表达为根本，抛弃奇诡文风，文章才能归于正道：“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练字篇》)

　　有意思的是，刘勰说的练字，不仅要从思想内容着手，也要注意字体本身的审美。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认为，刘勰这是要求“精语必得美字以达之”。用字如何追求“形体美”？刘勰认为须革除四弊：“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练字篇》)所谓“诡异”，就是“字体瑰怪”，如曹摅诗：“岂不愿斯游，褊心恶哅呶。”其中“哅呶”两字诡异。“联边”即“半字同文”，半边相同的字在文章中常常“龃龉为瑕”，用多了则成“字林”。“重出”即“同字相犯”，同一字在句中重复出现会相互抵触。“单复”即“字形肥瘠”，笔画简单的字(瘠)联结成句，显得支离稀疏；相反，笔画繁杂的字(肥)联结成句，则显得密集晦暗。只有繁简字错落有致，“参伍单复”，这样的句子才会“磊落如珠”(《练字篇》)。注意到字体繁简与文章美丑的关系，这是刘勰的卓识，扣住了汉字形象性特点，也与当时的文风有关。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认为：“刘勰重视字形的选择，有着汉字特点和当时骈文昌盛两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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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勰的“汉字批评”，其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不仅用之于创作理论的体系构建，亦用之于批评鉴赏的具体实践。刘勰文学鉴赏论的核心范畴是“六观”；而六观其二便为“置辞”，足见汉字批评在刘勰鉴赏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经典作品的用字，堪称后世文学的典范。刘勰认为，《诗经》用字生动，桃花、杨柳、出日、雨雪、黄鸟、草虫本是自然界寻常物，《诗经》分别用“灼灼”“依依”“杲杲”“瀌瀌”“喈喈”“喓喓”这些叠字来描写，就写出了它们的“鲜”“貌”“容”“状”“声”“韵”，妙笔生花，“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达到心物一体的艺术效果。这样生动的字眼，“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物色篇》)，虽经千百年也不能替换，可谓历久弥新了。《春秋》是儒家的经典，刘勰多次肯定其“简言以达旨”的用字特点，称其“一字以褒贬”(《征圣篇》)、“一字见义”(《宗经篇》)、“褒见一字”“贬在片言”(《史传篇》)。

　　对于各式文体，刘勰多一言以蔽之，精准地概括其文体特点。如用“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弘深”“巧丽”等字眼来概括“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史论序注”“箴铭碑诔”“连珠七辞”等文体的特征。(《定势篇》)

　　在作家作品论中，刘勰也常常运用整体浓缩性的表述，虽为片言只语，却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精妙传神地把握住作家作品的艺术神髓。如“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明诗篇》)，分别用“雅”“润”“清”“丽”四个字表述张衡、嵇康、张华、张协四位诗人的风格特点，简约而精准，无须多言，读者对几位作家的人格魅力、作品风貌就心领神会。刘勰评《古诗十九首》“直而不野”(《明诗篇》)，“直”和“野”两个字，看似矛盾却辩证统一，既有诗学的审美维度又有诗教的伦理维度，纪昀认为此评切中汉代诗歌的“佳处”。这种对文学的印象式整体把握，妙在直入主题，把握住了对象特质的主要方面，一语道破其中的奥妙。

　　对于历代文风，刘勰尽量用一两个字来概括，如《通变篇》用“淳而质”“质而辨”“丽而雅”“侈而艳”“浅而绮”“讹而新”，来概括黄唐、虞夏、商周、楚汉、魏晋、宋初等历史时期的文风，既有阶段性的精准描述又涵括文学史的历史演进。对于文学鉴赏，刘勰也是一语中的。《知音篇》开篇说：“知音其难哉！”一个“难”字，看似稀松平常，却道出文学鉴赏的种种奥妙，所以纪昀称这个“难”字是“一篇之骨”。《文心雕龙》的汉字批评，举重若轻，以简治繁，一言穷理，以少总多，将丰富繁杂的文学现象浓缩为三言两语甚至一个词或一个字，一字千金，境界全出。

　　钱锺书《谈艺录》说诗文是“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诗文说到底是由一个个字结成，是文字的艺术性组合。纪昀称《文心雕龙》“辨字极为分明”，刘勰“汉字批评”的理论及实践，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文/吴中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