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有媒体报道说，随着《大秦帝国之崛起》的播映，“电视剧和原着小说也成为舆论的焦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秦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究竟如何评价，2000年来一直争论不断”。

　　据媒体报道，自称“对大秦帝国有狂热的崇拜”的原着小说作者，希望能够用他的这部小说，“为背负了千年‘暴政’骂名的大秦帝国正名”，“为秦正名，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确立民族话语权”，而“批秦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我们没有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我们对自我文明的认知，我们没有一套强大的话语体系表明我们文明的价值在哪里，到底值得不值得继承”。

　　为他论设定“文化上的不自信”，搁在倡行“四个自信”的今天，无疑可以为所论自赋一个不容商榷的立足点。不过，即使假定“为背负了千年‘暴政’骂名的大秦帝国正名”是文化自信的举动，那么，这个文化自信中的所谓“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谁的文化呢？是让大秦帝国背负了千年“暴政”骂名的文化，还是千年文化以外的什么文化呢？这种千年以外的文化，如果有的话，那么，其该当何名，渊源何处？

　　由此可见，“电视剧和原着小说也成为舆论的焦点”而引发的争议，既然是“2000年来一直争论不断”的继续，那么，为一面立论在现实政治及其意识形态中寻找先赋性的资源来构筑不容驳辩的根据，无论如何也不是自信的做法。“为背负了千年‘暴政’骂名的大秦帝国正名”并无不可，实际上《大秦帝国》小说的出版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把大秦帝国“背负了千年‘暴政’骂名”，归结为“以孟德斯鸠等西方学者的法治理念来理解秦所代表的中国政治文明”，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

　　也正如《大秦帝国》小说作者所说，大秦帝国“背负了千年‘暴政’骂名”。当然，这个“‘暴政’骂名”，不是“以孟德斯鸠等西方学者的法治理念来理解秦所代表的中国政治文明”的产物，而恰恰来自以《史记》作者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构筑者的“手绘”。这个“骂名”的形成及其赋予大秦帝国，当然不是按照“秦朝=专制=暴政=独裁=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黑暗=野蛮=邪恶”的逻辑，而正是支撑中国文化和自我文明认知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所蕴含的话语体系中的国家观、政治观和是非观。也正因其具有为时代前行所证明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价值，这种国家观、政治观和是非观才得到了“千年”的传承。

　　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尤其是作为中国历史中具有乾坤扭转意义的所谓大秦，其实早已从中国文化所赋予的“骂名”中脱序而出。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观大秦，其统一诸多国家、统一货币度量衡乃至统一思想，都是基于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生产关系之变动，且这个变动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是不可抗拒的，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事实上，今人之观大秦，还有多少人是以《史记·秦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刺客列传》来定义大秦以及秦始皇的呢？也更遑论以《过秦论》以及《六国论》而论大秦了。而让大秦帝国“背负了千年‘暴政’骂名”的，却正是以上述文章典籍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精粹所持之论。因此，“为秦正名”与“确立民族话语权”并非一回事，而“批秦”也与“文化上的不自信”并不搭界。

  （文/光明网评论员）

  原标题：谁说批秦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