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西夏文献 国家图书馆供图

　　【来自国家图书馆的报告·西夏文献】

　　 18个大小不一的包袱摆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修复组办公室。打开一个，里面是几张残破的旧纸。有的纸上印着方块字，有的能看出是手写的，横竖撇捺点规规矩矩。

　　这些文字并非汉字，而是近千年前党项人创造的西夏文。如今，世界上能系统识读西夏文这种“死文字”的学者屈指可数，留存于世的西夏文献也很稀少。凭借1929年入藏的20多种、100余卷西夏文献，国家图书馆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西夏文献藏家。而这18包正待修复的文献，是2015年国图新入藏的西夏文献。

　　西夏一直被世人视为一个神秘的王朝。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西夏文献被发现，越来越多的西夏研究成果公之于世，在西夏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的同时，以西夏文为元素的文创设计产品也正在年轻人中流行，古老的文字更是焕发出新的生机。

　　西行寻宝

　　2015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得到消息：有私人藏家收藏了一批西夏文献。几经辗转，史金波联系到藏家，看到了部分文献的照片。这批西夏文献中，不仅有8册较为完整的书籍，还有数百页残片，是近年来发现的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版本与装帧类型最多的西夏文献。他初步判断，这批西夏文献是真品，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西夏文献主要是宋元时期刻印或写就的，每新发现一种都弥足珍贵。”在史金波看来，无论是从文物安全还是从研究利用的角度，国内的公藏机构都是这些珍贵文献的最好归宿。他马上与国图联系，希望国图能说服藏家，出让这批西夏文献。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的西夏译经图 史金波供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金波曾多次赴俄罗斯(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德国、瑞典等地寻访西夏文献。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他看到过用12个高大、宽厚的书柜储藏的西夏文献，那是20世纪初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俄国探险队，在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收获”；在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他看到过存世最完整的西夏文泥金写经，那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从一座佛塔下掠去的……史金波既为有幸目睹如此丰富的西夏遗存而喜悦，也不免为这些珍贵典籍流失海外而伤感。

　　当年，在列强的竞相争逐中，宁夏灵武发现的一批西夏典籍，最终大部分入藏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为中国的西夏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如今，抢救这批新发现的西夏文献，成为当代国图馆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获知消息后不久，国图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组组长全桂花就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经过27个小时的长途奔波，她们终于见到了这批西夏文献的真容。刚好史金波正在当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三人在旅店里就展开了鉴定。

　　因为长期流散在民间，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这些文献破损十分严重：大部分纸张严重糟朽、絮化、粘连，文献表面有大量尘土、污迹，有的还嵌入了谷粒。但史金波研读的结果令他们感到振奋：这些文献不仅是真品，而且不乏童蒙读物《碎金》《杂字》和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这样的珍稀善本。1909年，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就曾经发现两种《碎金》抄本和刻本《杂字》《新集锦合辞》，现在均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国内仅有敦煌研究院收藏《碎金》残页。经过艰难谈判，还有史金波从中斡旋，国图终于用有限的购书经费获得了这批珍贵文献。

　　谈妥购买事宜时，已近傍晚。为了保障文献安全，萨仁高娃和全桂花一直在旅店里守护着。按照规定，文献一旦购入，就不得离身，而且至少有两人同时看管。携带文献外出就餐有安全隐患，轮流吃饭也不可能，就靠着一个苹果，萨仁高娃和全桂花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探索新知

　　经过西夏学者、古籍修复专家的反复研讨，2015年国图新入藏西夏文献的修复工作将于近日启动，而对文献内容的研究则已先期展开。

　　刚接触这批西夏文献，三页西夏文刻本《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发愿文就引起了史金波的注意。虽然只是三张无首无尾的残页，但这件海内外孤本，不仅像普通发愿文一样，许下了刻印佛经的“愿心”，而且记述了成吉思汗之孙阔端的史迹，为研究藏传佛教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新材料。

　　待修复的新入藏西夏文献 国家图书馆供图

　　“我们知道，元朝是尊崇藏传佛教的，而蒙古人的藏传佛教信仰与西夏有关。13世纪中叶，蒙古宗王阔端代表蒙古汗廷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在西夏故地凉州(今甘肃武威)举行了‘凉州会盟’，确立了蒙古对吐蕃的统治，同时也确认了藏传佛教的地位。”史金波说，西夏于1227年灭亡后，藏传佛教的影响余绪犹存，据这篇发愿文记载，掌控凉州一带的阔端，拜广学密咒的藏传佛教高僧等觉金刚国师为师，“这说明当时这里的最高统治者阔端不仅是一般地接纳、了解藏传佛教，而是真正信奉藏传佛教，并且延请高僧国师为师，近身接受熏陶。阔端这种藏传佛教的学识、修为，为‘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铺垫了思想和信仰的基础”。

　　史金波认为，阔端将与萨迦·班智达会谈的地点选在吐蕃人影响较大、藏传佛教长期浸染、信仰浓烈的西夏故地凉州，使萨迦·班智达感受到凉州浓重的藏传佛教氛围，有助于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是会谈能够水到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藏文典籍《红史》中，将阔端记为西夏杰廓王的转世，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阔端与西夏佛教信仰的渊源。

　　对这批新入藏西夏文献价值的判断，待整理公布后，学界将进一步深入研究。而国图收藏的第一批西夏文献，不仅已正式出版，而且全部数字化，学者可以在国图网站方便地查阅利用。特别是其中的活字印刷品，广为各界关注。

　　“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但一直没有发现早期汉文活字印刷实物。国图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中国早期活字印刷的实物，是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重要证据，在书籍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萨仁高娃介绍，在目前发现的十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中，国图藏的这部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数量最多，达60多卷。

　　史金波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发现了两行题记，其中一处可以译作“选字出力者”。他认为，“选字”应是指拣字、排字，“选字出力者”就是指拣排活字的工匠。这个记载与活字在文献上留下的种种痕迹相互印证，使得《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活字本的证据更加充分。

  （文/杜羽 方莉）

  原标题：在“死文字”中发现“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