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的一天，内阁首辅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三人一起上疏乞求退休。但是武宗皇帝批准刘、谢二人离职，却独留李东阳。接下来，他要一个人面对宦官刘瑾。他并非没有力争，他前后打报告20多次要求退休，无奈皇帝不批。

　　逃避的原因很简单，朝廷中宦官专权，武宗信任刘瑾等8个宦官，形成太监集团刘党，他们分据要津、矫旨妄为、迫害忠臣、贪赃枉法，朝政日坏。刘健、谢迁二人辞职，就是前不久他们三人谋划铲除阉党失败的结果。刘、谢去后，刘瑾等人更加肆无忌惮，朝中正直之士都秉承正邪不两立的态度，要么选择离开，要么被刘瑾放逐。刘瑾的亲信纷纷跻身高位，李东阳既要防范刘瑾等人随时找茬子迫害，又要承受士林对他的舆论巨压。

　　是的，别人可以离开，但他不可以，一则因为他是“旧臣”，帝后都不愿意让他抽身离去；二则因为他是托孤之臣，既受先帝之恩，又有武帝信任，是众望所归，“海内名士，多出其门”，连刘瑾对他都有所忌惮。他当然明白，官场逆淘汰现象已存在千年历史了，劣质淘汰优秀，小人淘汰君子，平庸淘汰杰出。但他早在读《唐书》读到武后篡位，狄仁杰和褚遂良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写道：“狄仁杰事高于褚遂良，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

　　既然逃避不了，干脆以一身当之，与国家同休戚、共命运。李东阳一边和刘瑾等人周旋，虚与委蛇，沉着应对，一边力挽时弊，保护朝中部分没有被驱逐的“良币”，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

　　 “宾翁补天捧日无迹”

　　李东阳以孤臣之身与狼共舞长达四年，倘若没有他，刘瑾一党难保不像天启年间魏忠贤那样。魏氏得势仅三年，为祸之烈惨于刘瑾十倍。这足以看到李东阳的作用。

　　一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跟狼共槽，李东阳知道必须给他们一点好处，作为士林领袖、文坛领袖，刘瑾他们也有借重他的时候。正德三年马永成等“八虎”党羽为了炫耀门庭，掀起了一股为祖先造大坟、搞盛祭之风，请李东阳写祭文。刘瑾想利用宗教蛊惑人心，在京都朝阳门外创立了玄真观，也请李东阳撰写碑文。李东阳都答应了，在文字里为他们歌功颂德，损害的只是个人声誉，同时也稍稍缓和了与阉党的敌意。

　　李东阳见刘瑾坐大，朝臣中又多其党羽，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李东阳先后引王鏊、杨廷和入阁参与机务。刘党中有一个叫张彩的，深得刘瑾的心，李东阳为了缓和敌意，有一次特意和杨廷和屈尊至张府，邀他外出观花。张彩居然不露面，很久后才派一仆人转告：“你们请先行，我随后就来。”李东阳无可奈何地对杨廷和说：“张彩把我们看作是办事官啊”。

　　同时，作为内阁首辅，刘瑾在内乱政，李东阳只好在外想办法弥缝补救。刘党中的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摄部事，刘瑾多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咬定“无此例”回绝。刘瑾听后也没有办法。刘瑾表面上尊重李东阳，但背地里一直想找到他的茬子，好在李东阳办事谨慎、处置机谋，没有空子可钻。二是潜移默夺，保全善良。正德二年闰正月，刘瑾将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锁于长安左右门外，将工部郎中张玮拷在张家湾，计划拷一个月。刘瑾用的大枷重一百五十斤，受刑者熬不了几天。李东阳力争，最终使他们得免于难。

　　正德三年六月，一天退朝时，不知是谁在御道上丢下一封匿名信，信中历数刘瑾等人的罪状。刘瑾获知后，罚百官跪于奉天门下，到傍晚，将三百余人送镇抚司究问。又是李东阳力争：“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其阴谋诡计，正欲于稠人广众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诈术也。各官仓卒拜起，岂能知见？况一人之外，皆无罪之人，今并置缧绁，互相惊疑。且天时炎热，狱气熏蒸，若拘挛数日，人将不自保矣。”要求先将众官释放，再来破案。刘瑾此时也听说这封信可能是出自自己人之手，不好深究。

　　同年，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奉旨修筑边墙，刘瑾恨杨一清不依附自己，便给他安了个“筑边糜费”的罪名而下狱。经李东阳等力救才得释放。这些不仅仅是救人一命那么简单，可以说既保全了朝廷的精英，又阻止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逆淘汰现象的蔓延。哪怕只有一个正臣在，就保存了一线希望。三是巧借人力，智除刘瑾。正德五年，宁夏藩王朱寘鐇以诛刘瑾之名起兵叛乱，不几天就打到了陕西。武宗闻讯心急如焚，却又毫无主张，只得与李东阳研究对策。李东阳趁机推荐启用被贬的杨一清提督军务，派张永为监军。

　　杨一清也是湖南人，“楚地三杰”之一，李东阳于他有救命之恩。张永虽是阉党，但早已跟刘瑾不和。于是李东阳与杨一清密议，劝他结交张永，与之合力同心，先平叛乱，再锄阉党。根据二人筹划，平定叛乱之后，由张永回朝复命，趁机向武宗面奏刘瑾阉党妄图篡位的不法“十七事”逆罪。武宗大悟，传旨将刘瑾逮捕入狱，并从他家中抄出龙袍、玉玺等谋反罪证。

　　铁证如山，理当伏诛。岂料武宗却令其“谪居凤阳”。李东阳闻讯甚急，担心日后刘瑾被再次启用，马上让科道官员揭发刘瑾罪恶，武宗才决定将刘瑾凌迟枭首，阉党被一网打尽。事后杨一清送给李东阳一句话：“宾翁补天捧日无迹”。

　　李东阳立朝五十年，上救乱政，下援善良，清节不渝

　　刘瑾伏诛后，李东阳并不轻松。“声名高与山斗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昔日那些“正人君子”讥讽他的诗句，“伴食宰相”，“不如归去”等嘲讽和侮辱还没有消去，言官又追究他与刘瑾的关系，甚至把他列为刘瑾党人。李东阳生活在欲辨无辞的环境中，虽然朝廷肯定了他的功绩，死后谥为“文正”，但时人报以非议，后来个别史官仍然给他负面评价。

　　这连着名的狂人李贽都看不下去了，他痛斥对李东阳的非议和攻击“真是放臭屁也”。李东阳立朝五十年，上救乱政，下援善良，清节不渝。官至尚书的张邦奇亲眼目睹李东阳昔日取中的一位士子做了外官，朝觐回京，让仆从送来两帕四扇。李东阳说，扇可留下作画，帕多有什么用？就留下扇，将帕还给人家。致仕后，杨一清备酒肴祝寿，李东阳看到酒器是金子铸成的，吃惊地问：“杨公也有这种宝贝？”杨一清听了非常惭愧，从此不敢再用。

　　李东阳退休后，求他诗文、书法篆印的人常常挤满屋子，他就靠此来谋生。有一天，已感疲倦时，夫人又捧进来不少纸墨，他不想再写，夫人一见，笑着说：“今天待客，可以没有鱼和菜吗？”李东阳一听，倦意顿消，欣然命笔。李东阳死后，家徒四壁，儿子早亡，多亏门生故吏捐助，方能下葬。做了十八年内阁大臣，六年首辅，却两袖清风，靠卖字画才能待客，明代官僚谁能与之相比？

　　(作者系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 刘绪义)

　　原标题：明代官场逆淘汰中的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