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上的书店

　　一个生活在宋朝的知识分子，如果他关心时政，他可以每天都市场上买一张报纸，上面通常刊登有最近的政治新闻与社会奇闻。

　　至迟从北宋末开始，汴梁市场上已出现商品化的报纸，《靖康要录》载：“凌晨有卖朝报者。”这里的“朝报”显然不是官方出版的邸报，因为邸报是免费发给政府机关的报纸，不会进入市场。报贩子叫卖的“朝报”实际上应该是民间雕印与发行的“小报”，只不过假托“朝报”(机关报)之名而已。

　　南宋时临安城有了专门的报摊，《西湖老人繁胜录》与《武林旧事》记录的杭州各类小本买卖中，都有“卖朝报”一项，可见报纸零售已成为一种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它的背后，肯定又隐藏着一个靠出版报纸营利的行业。

　　那么南宋的新闻小报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报纸？一份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的臣僚奏疏透露了比较详细的信息：

　　“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赀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宋会要辑稿？刑法》)

　　研究新闻史的台湾学者朱传誉先生根据这条史料，推断出南宋小报具有如下特征：

　　一、有人“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也就是说，已经专业化。

　　二、“坐获不赀之利”，可见是商业行为，并且是一种很赚钱的事业。

　　三、新闻来源“或得之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可知范围很广，并不限于宫禁，道听途说也在采访之列。

　　四、内容如诏令、差除、台谏百官章奏，多为朝报所未报，因而被称为“新闻”(友情提示：宋朝人已经用“新闻”一词来指称民间小报了)。

　　五、“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可知小报较朝报受人欢迎。

　　六、“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可见发行之广。

　　七、所谓“撰造命令”、“又或意见之撰造”，也就是言论栏，相当于今日报纸的社论。

　　除了上面朱传誉先生提出来的这七点，我们还可以根据另外的史料，将南宋小报的特征补充完整：

　　八、小报养有一批采访消息的“报料人”、“记者”，据《朝野类要》载，“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这里的“内探”、“省探”、“衙探”都是暗中服务于小报的报料人，他们为小报老板提供新闻，当然也从小报老板那里获取报酬。

　　九、小报为定期出版，“日书一纸”投于市场，发行覆盖面达于州郡，这样的报纸肯定不是手抄报，而是印刷品。宋代印刷业非常发达，印制小报在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其实早在北宋熙宁年间，市井中就有人刊印时政新闻卖钱：“窃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宋会要辑稿？刑法》)

　　十、小报为民间所办，新闻采写与发行传播均摆脱了官方控制，一些小报胆大妄为的程度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如北宋大观四年(1110)，有小报刊登了一份宋徽宗斥责蔡京的诏书，但这份诏书是小报杜撰出来的，属于伪诏，放在其他王朝，这无疑是诛九族的大罪，但在北宋末，这起“辄伪撰诏”事件最后却不了了之。

　　南宋初，又有小报伪造、散布宋高宗的诏书，令高宗非常尴尬，不得不出面澄清。当然宋政府也一再发布法令，企图“严行约束”小报，但总是屡禁不止，从中也可以想见宋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并不严厉。

　　清代的京报

　　今天的新闻史着作通常将十七世纪才出现的《法兰克福邮政总局报》或者《新到新闻》、《莱比锡新闻》当成世界上最早的日报。但以南宋小报出现的特征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风行于十二世纪的南宋小报才是世界最早的日报，而且其品质跟近代新闻报纸已经相当接近。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祖上曾阔过”的虚荣，我只是想说明：华夏文明有自发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节选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