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性格特征。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多年来人们通常以“勤劳勇敢”来概括。美德的名目众多，为何恰恰选用勤劳与勇敢？揆诸儒家经传，这个从文明历程中引申出来的概括语，实有极为深厚的经学依据。

　　勤劳与勇敢相互依存，很难截然分开。不过其间仍然有所差别，在不同人群、不同时期中表现各异，故分别论述。

　　《诗经》是中华文明最早成书的经典之一，里面有大量劳动场面的描写，浓缩了广大民众辛勤工作的身影。《国风》中最长的诗是农事诗《七月》，起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段描述，说的是周历九月时，妇女们就在为严冬准备粗布衣服，而农夫正月里就在修理农具，二月下地春耕，妻子小孩把饭菜送到田边地头，一片繁忙的景象。以下七段又用平铺直叙的手法，顺着农事活动的季节性，叙述豳地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生活状况。比如，“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农活一桩接一桩，根本没有歇息之时。虽然辛苦，但农夫懂得“人勤地生宝”的道理，对劳动从没有丝毫的抱怨。偶尔也能“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享用汗水换来的佳肴。辛勤工作在他们看来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的存在方式。

　　《芣苢》是一群妇女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唱的短歌：“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劳动中一唱三叹，苦中有乐，后人平心静气地咏诵这些诗句，仍能感受到她们劳动中辛勤而欢悦的情感。

　　《伐木》是一首劳动之余宴享亲友故旧的诗歌：“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伐木者从鸟类的“求其友声”，认识到人们密切交往的必要性。“迨我暇矣，饮此湑矣”，说是有空之后，一定要和亲朋好友共饮美酒。劳动成了认识社会的途径，产生的乐趣足以抵消劳碌带来的伤痛。当然，民众出于勤劳的本性，对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总是看不惯的，《伐檀》中就有这样的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尚书》是上古官府重要文献的汇编，反映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状况的记载不多。提到辛勤工作之事，不少是指君王和官员勤于政务，如《皋陶谟》中称赞帝尧德行时说“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大诰》中周成王对周文王的旧臣说“尔知文王若勤哉”。不过，统治者对于民众的勤劳是高度认同的，甚至认为官员们做事要像农民种地那样勤劳才是正道。如《盘庚》中希望部属“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反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大诰》中则感慨“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农民努力耕种才有好收成，勤政的道理与之相通。《尚书》中“勤劳”二字连用，一见于《金縢》，是周成王对其叔父周公的称赞：“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再见于《无逸》，周公在对周成王的告诫中同时提及统治者与劳动者的勤劳：“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周公是周代关键性人物，他本人的“勤劳王家”和他所称赞的农夫“勤劳稼穑”，自然是高尚的美德。后来《史记·楚世家》提到周成王时的宗室，就称为“文、武勤劳之后嗣”。

　　《仪礼》《礼记》是礼乐文明方面的经典，依然有反映民众勤奋劳作的记载。《礼记》中的《月令》就是逐月观察天文物候，敬授民时，以农事为中心排列十二个月事务的政令。其中对天子及百官的职事规定得非常具体，既不能春行冬令，也不能冬行春令，否则会遭受天灾人祸。如农历七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等事项甚多，而且此时行冬令、春令、夏令皆万万不可。这就要求全国上下勤勤恳恳，各项事务不能有丝毫拖拉，当月事情当月了。毫无疑问，农夫是做好“完堤防，谨壅塞”等诸多事务的主力军。

　　到《易传》问世，勤劳的价值更为哲学家所升华。在世人的眼中，大概没有比天体“运转混没，未曾休息”那样不舍昼夜、不知劳累的了，《周易·乾卦·象传》因之借天象以发论，表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人们像上天不知劳累那样，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状态。自强不息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精神之一，而勤劳是基本点，没有勤劳，其他所有美德和人类理想无从谈起。勤劳由此成为中国人性格的底色，它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犹如空气、阳光之于生命一样不可或缺，似乎再也无须多加提及和论证了。

　　勇敢的行为有壮烈的因素，经典中的记载和论述更多。上古时代，人类面临自然界恶劣的生存环境，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创造适宜民众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众所周知的大禹治水，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尚书·皋陶谟》中大禹追述起初“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人民在这种局面下根本生活不下去，于是他带领广大民众随山刊木，历经患难，终于“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才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次治理江河的壮举，后来被孟子看作人类历史上第一件可歌可泣的大事。西周时楚国在南方蛮荒之地的开发，也是困难重重。《春秋左氏传》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栾武子称，楚国自先代以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即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在莽莽丛林中披荆斩棘，从豺狼虎豹口中争食，这不可谓不勇敢。而楚人同时还牢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箴言，则是既勤劳又勇敢，或者说勇敢中包含勤劳了。

　　战争中刀枪相对，必须具备勇敢精神。《尚书》中有《甘誓》《汤誓》等多篇讨伐誓词，《诗经》中有《无衣》《东山》等大量出征诗篇，从中似乎可以听到咚咚的战鼓声，见到英武的战士形象。《诗经·六月》写道：“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当国家遭遇侵伐时，战士都充满了英勇的气概。《左传》擅长叙事，有像秦晋崤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等大量战争场面的描写，显示了车战时代将士们的骁勇善战。鲁庄公十年(前684年)齐鲁两国在长勺交战，曹刿论战时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分明是对自古以来战士英勇拼杀的经验总结。闵公二年(前660年)，狄人灭卫，卫国出嫁于外的许穆夫人临危不惧，吊唁中为卫国提出联齐抗狄的主张，卫人终于得齐桓公之助而复国于楚丘。许穆夫人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巾帼不让须眉的典型。

　　后来，孔子、孟子谈到勇敢行为，特别强调行为主体的正义性。孔子认为士人要志于道，依仁行事，只有符合仁义标准，死而后已，才是值得称赞的。他有如下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在社会变革之际，这种为正义献身的精神难能可贵，故孔子将其与仁、智并列为最高的德目：“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孔孟眼中这种包含价值评判的“勇”，为后世的人们定了基调。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思想境界即与之相合。

　　除开面对自然环境和政治斗争的奋不顾身，在生产、科技领域勇于创新，在社会领域勇于变革，也是“勇敢”的题中应有之义。《尚书·盘庚》中说：“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因此，古人对在物质文明发展上勇于创造的人无不极力赞扬。秦汉之际的《世本》中有一个《作篇》，就是对若干古代发明者的集中表彰。社会领域中也是如此。周公制礼作乐，是周初社会制度方面的大变革，其中的宗法制度影响极其深远，《诗》《书》《礼》《易》《春秋》中无不极力推崇。官制专书《周礼》一书晚出，便托名周公所作。过去有人认为儒家学说在社会领域偏于消极、因循守旧，看来并不尽然。正因为古人高度肯定发明创造、勇于变革，《周易》六十四卦中就设有革、鼎二卦，二卦的中心思想为革故鼎新，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杂卦传》解释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礼记·大学》也引商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语，希望君子日新其德，与时俱进。勇敢的行为，显然不是仅仅局限于面对敌对势力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之时。

　　以上简略考述可见，周公所言“所其无逸”、孔子所言“杀身成仁”中体现出来的勤劳、勇敢精神，是“周孔之教”的核心内容，在古代经传中的分量极重。勤劳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又是普通人皆能具备的美德，虽看起来不大起眼，却因持之以恒而能达到水滴石穿般的功效，故其意义与价值在于它的生成力和坚韧性；勇敢是为社会进步努力奋斗甚至敢于献身的行为，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长期磨砺的结果，往往在社会急需的时刻发挥出飞箭穿石般的突破性作用，故其意义与价值在于它的爆发力和创新性。二者的共同点，是表现方式上最具直观性，而且都采取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充满了阳刚之气，易于结合，总是能为人们所同时具备。因此，“勤劳勇敢”被采用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也就顺理成章了。

　　考述中不难发现，勤劳与勇敢原本是古代人民早已形成的品质，经典不过是尽力将其刻画出来。然而在这些经典被大力宣扬后，它们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同，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而代代相传，从而形成全民族一脉相承的性格特征。在众多思想家的诠释和杰出人物的指引下，往往在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给民族维系和发展注入无限活力。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引导民众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经过十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取得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彻底胜利。而今，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拥有伟大梦想，更拥有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吃苦耐劳、实干苦干的精神。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脊梁。”他的讲话激情四射，鼓舞着中国人民在新阶段迸发出他们的生成力和爆发力，展示他们的坚韧性和创新性，去完成民族复兴的壮丽事业。这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好礼赞。

　　原标题：“勤劳勇敢”的经学依据

　　(作者系湖北省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基地教授 周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