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表》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被认定为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已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授牌。图为《算表》局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供图)

　　除了“卧薪尝胆”，兵败的越王靠什么奋起灭吴？早年流亡秦国的晋文公君臣，以何种姿态回应秦穆公的诘难？先秦时期的人们竟然可以快速算出任意两位数相乘等于多少，他们拥有什么“神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交付上海中西书局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七辑整理报告新鲜出炉，它以传世文献未见的4篇佚籍，揭开了前所未知的诸多历史细节。

　　4月23日，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考古文博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清华大学，从春秋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等角度对整理报告展开学术讨论，并见证了清华简中《算表》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授牌仪式。

　　“五政”之举让越国重新崛起

　　清华简第七辑整理报告共包含《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4篇竹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认为，其中分量最重的当属《越公其事》。它共包含75支简，全篇分为11个章节，内容完具，书写整饬。

　　关于吴越之争的历史故事，传世文本多见于《国语·吴语》、《国语·越语上》、《国语·越语下》。此次新整理出来的《越公其事》同它们一样，都是以叙述故事为主的语类文献，叙述又都是从勾践兵败开始，经过委曲求全，励精图治，最终灭吴。可见，战国时期，勾践灭吴的历史已经故事化，在各地普遍流传。在流传过程中，“卧薪尝胆”这一戏剧性情节被局部放大，而关于吴国重新崛起的具体原因和过程则语焉不详，退为历史的混沌底色。

　　《越公其事》的最大价值恰在于揭示了在“卧薪尝胆”的表象背后，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五政”。它用第三章起的8章篇幅，详细记载了勾践励精图治的全部过程：先是无为而治，让越国休养生息，以此“安民”；随后，“五政”推行，以此“用民”。“五政”即“好农”，发展经济；“好信”，文化育人；“征人”，征四方之民，增长人口；“好兵”，扩张军力；“饬民”，修命令，明法度，严刑罚。“五政”把民众调教成可供驱使的战争工具，成为越国取胜的资本。《越公其事》言辞缜密、音节响亮，对取胜原因条分缕析，闪耀着理性的政论色彩。

　　“五政”之说，在之后的传世文献中并不陌生，比如东汉政论家荀悦《申鉴》中的“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与《越公其事》中的“五政”相类却并不尽同。两者到底有没有关联？可惜散落在历史星河中的残片还未将它们连缀起来。

　　除了揭秘“五政”，《越公其事》另有一处与《国语·吴语》　《国语·越语上》　《国语·越语下》截然不同：《越公其事》将夫椒之战中获胜的夫差描写得谦卑之至，仿佛是个失败者，这颠覆了传世文献张贴给夫差的标签。夫差究竟是谦卑还是骄傲？通过“五政”让历史渐趋清晰的《越公其事》，却又在对夫差的描写中让历史扑朔迷离。而历史，恰恰通过对清华简等原始遗珍的释读，越鉴越明。

　　“俭奢”之论在今天仍可借鉴

　　此次公布的另外三篇竹简，即《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篇幅分别为15支、8支、11支，篇幅虽短，均与晋国的历史大事相关。

　　《子犯子馀》记述的是晋文公重耳流亡到秦国时，随臣子犯、子馀与秦穆公的问对。他俩不卑不亢，全心护主，赞美重耳的品行。秦穆公质疑重耳“良无左右”，子馀马上以“守志共利”来反驳，意思是重耳并非独有其志，还有良臣合志同方。《子犯子馀》中另有秦大夫蹇叔分别与秦穆公、晋文公的对话。秦穆公问的是民心，蹇叔以贤王汤和昏王纣为例，论述民心易成或难成取决于居上位者是否合度。晋文公问的是邦土，蹇叔指出，兴邦或亡邦，在于心中是以兴邦的王还是亡邦的王为效法对象。

　　晋文公结束流亡、返回故土之后做了什么呢？《晋文公入于晋》描述了他的一系列奋发图强之举：整顿内政、董理刑狱、丰洁祭祀、务稼修洫、增设武备，城濮一战而霸。《晋文公入于晋》可与《左传》、《国语》互为印证，论说兵制尤为详尽，可补史籍之阙。

　　晋国自昭公以后，国政落入六卿之手。《赵简子》即与此有关。全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范献子对赵简子的规诫。从史料可知，范献子、赵简子此二卿一贯不合，是着名的政坛冤家。李学勤由此揣测：“范献子的规诫是何居心，就很值得玩味了。”第二部分为赵简子与大夫成鱄的问对。赵简子问到“齐君失政，陈氏得之”的原因，成鱄论及晋国三位先君，即献公、襄公和平公，讲述了国君以俭得政、以奢失政的道理。以史资政，古为今用，历史故事中的俭奢之论在今天仍可借鉴。

　　自2010年起，中西书局以差不多一年一辑的速度，出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清华简的整理报告。李学勤估算，全部整理报告应该在15至17辑之间，目前的进度是“一小半”，接下来的工作，“是越来越难了”。他回顾道：“清华简开始整理的时候，我们请专家来开鉴定会，一致认为简的性质是‘经史一类典籍’。现在看来确实如此，第六、七辑的内容，如依《汉书·艺文志》，可归‘六艺’中的《春秋》类，如按后世的四部分法，则可归于史部，总之都是重要的佚籍。”开头的几辑，大多归于经部，公布了与《尚书》相关的一些篇目。

　　据李学勤透露，从第八、九辑开始，可能将“回”到《尚书》这类文献方面来。他抛出“诱饵”：“有一篇保存相当完好，暂时名之为《四告》，包括四段祭祀告神之辞。告神的分别是周公、伯禽、周穆王和召穆公虎，涉及西周重要史事。尤其是周公的告辞，可与传世《尚书》的《立政》对读，极有价值。”

  （文/江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