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庄子到底是道家还是儒家？争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可笑。但对这个问题的严肃争论，居然从唐朝的韩愈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吵了一千多年。今年《文史哲》第二期，刊载了中山大学杨海文先生的论文《“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对此进行了分梳。

　　他认为，“庄子即儒家”的议题，章太炎原本只是消极评论者，后来转变为积极参与者，这一变化反映了他的某种心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打倒孔家店、激烈反传统成为时代潮流。当年叱咤风云的改良派、革命派风光不再，不少人从政治型思想家变身为思想型学者，其文化社会工作的政治含量剧减，文化学术工作的社会含量日增。

  以下为原文，图片为编者所加。

　　章太炎(1869—1936)至少有五种文献(早年两种、晚年三种)涉及“庄子即儒家”这一议题，并以“庄生传颜氏之儒”为其画龙点睛之笔。分析此五种文献，可让我们管窥“庄子即儒家”议题的历史衍化及其独特内涵。

　　一、“率尔之辞”

　　1906年，章太炎在其《论诸子学》中明显不赞成韩愈是“庄子即儒家”的说法。究其实，此时尚在“庄子即儒家”议题之外，并未入乎其内。1909年《与人论国学书》里章太炎对“庄子为子夏门人”之说的否定及其证词，与《论诸子学》如出一辙。所不同者，它把矛头指向了章学诚。章学诚像韩愈一样认为庄子乃子夏门人，章太炎讥评其为“未尝订实”的“率尔之辞”。

　　以上两种文献说明：章太炎早年虽然注意到“庄子即儒家”这一议题，但并不觉得它具有足够的学术含量。大体而言，清末的章太炎只是“庄子即儒家”议题的消极评论者，还不是积极的参与者。

　　二、接着韩愈讲

　　1922年，章太炎在沪讲授国学，讲授内容由曹聚仁记录整理，以《国学概论》为题出版。与《论诸子学》、《与人论国学书》相比较，《国学概论》最大的不同在于让颜子出场。

　　在章太炎看来，《孟子》《荀子》论颜子，不仅少，而且浅薄；《庄子》不然，它对孔子既有赞亦有弹，对颜子却有赞而无弹，可见庄子极其敬佩颜子，“老子→(孔子→颜子)→庄子”的传承实则“道家→儒家→道家”的复归。另外，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颜子属德行科，子夏属文学科；《庄子》从未提过子夏，却有15个与颜子相关的场景。章太炎把庄子的师承由子夏变成颜子，就韩愈无视《庄子》从未提过子夏而言，这是正本清源；就章学诚拿“子夏传经”做文章而言，这里蕴含从文献传授(文学科)转向德性成长(德行科)的深意。

　　《国学概论》讨论颜、庄关系，可提炼为“庄生传颜氏之儒”，并与韩愈讲的“庄子本子夏之徒”大异其趣；因其说过“庄子面目上是道家，也可说是儒家”，又与韩愈开出的“庄子即儒家”议题同气相投。从论证方式、思想定位看，章太炎显然沿袭了韩愈的路数——不是原封不动地照着讲，而是推陈出新地接着讲。

　　首先，从论证方式看。不管是韩愈把庄子与子夏相比，还是章太炎把庄子与颜子相比，两者都是拿庄子与儒家相比，此其论证方式之同，仅是具体结论之异，无法遮蔽论证方式之同。其次，从思想定位看。韩愈认为庄子虽是子夏后学，最终却归本道家，因此不能与孟子相提并论，反而是儒家眼里的异端。《国学概论》论“老子→(孔子→颜子)→庄子”与“道家→儒家→道家”的关联，亦是认为庄子先求学于儒家、后归依于道家。此其思想定位之同。庄子是“半途而废”的儒家，此乃韩愈、章太炎之同。

　　两宋学者讨论过孟子、庄子为何同时却互不相及，这也是与“庄子即儒家”议题相关的内容。1922年的沪上讲座不仅提出“庄生传颜氏之儒”，而且关注“庄孟互不相及”，足见章太炎已从消极的批评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庄子即儒家”议题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

　　三、颜氏之儒的传人

　　《菿汉昌言》大致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区别于《国学概论》讲“庄生传颜氏之儒”，《菿汉昌言》不只是一语破的，更是条分缕析。“述其进学次第”既钩沉了《庄子》中的颜子形象嬗变史，又把颜子的德性成长纳入儒学解读之中。

　　谈《庄子》中的颜子形象嬗变，离不开与孔子作比较。《田子方》以“瞠若乎后”写照颜子对孔子亦步亦趋、十分敬仰；《人间世》中的颜子，仍是虚心向孔子求教的学生；可到《大宗师》，面对颜子讲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孔子喟叹“请从而后”，孔颜关系出现根本变化。章太炎从《田子方》讲到《大宗师》，不是为了彰显“瞠若乎后”于孔子的颜子，而是旨在表彰孔子“请从而后”的颜子。经由孔子告以“心斋”(《人世间篇》)，直至颜子悟出“坐忘”(《大宗师篇》)，是颜子不断成长自身德性的必由之路。把坐忘视作颜子的最高成就，如果从儒道互补之思看，它是庄子对颜子所作的道家化解读，属于儒家人物被道家化叙事，且在庄子哲学建构中举足轻重。换句话说，坐忘是道家而不是儒家的工夫—境界，颜子是以儒家身份登峰造极地领悟了道家的精髓。

　　《菿汉昌言》论坐忘，藉静坐、坐忘的礼家(儒家)本领，章太炎切断了儒家人物被道家化叙事(从属于儒道互补)的思路，成就了其论“庄子即儒家”的画龙点睛之笔——“庄生传颜氏之儒”。这意味着：颜子一系儒学由庄子传承，庄子是颜氏之儒的传人。传颜氏之儒的庄子当然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坐忘不是道家的本事，而是儒家的至境。或者说，传颜氏之儒那个时期的庄子必然是儒家，即使他后来成了道家；但这同样得承认庄子当时是以儒家身份，把颜子坐忘的工夫与境界记载并传承了下来。“庄子即儒家”议题不同于、并独立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儒道互补之思，不是儒道互补之思所能范围，而是具有独特的思想史内涵，同时理应获得自身的思想史地位。

　　四、不骂本师

　　1935年，章太炎在《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中划定先秦儒学传承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作为主流看法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另一条是作为章太炎观点的“孔子→颜子→庄子”。传承之旅上“惟庄子为得颜子之意耳”，让颜子成为居于子思、孟子之上的先秦儒学传承者乃至集大成者，进而坐实庄子传颜氏之儒，传的是孔门最优异的德行一科。

　　就苏轼(1037—1101)“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的疑问，章太炎认为，庄子骂孔子，有似禅宗呵佛骂祖。庄子骂的不是孔子，而是骂假托孔子之说以糊口的七国儒者。“于本师则无不敬之言”，则是。祖师可骂，所以《庄子》对孔子尚有微辞；本师不可骂，所以《庄子》对颜子从无贬语。章太炎突出本师一义，旨在夯实他晚年一直坚持的“庄生传颜氏之儒”，亦即庄子是传承颜氏一系儒学的传人，凸显庄子以颜子为师的根据不是世俗政治，而是内在超越的德性。庄子尽管以颜子为本师，但并未沿着儒家的精神方向一路走下来。在章太炎看来，庄子有其根本主张，且与老子相去不远，因而仍是“半途而废”的儒家。

　　五、“章太炎曾有此说”

　　以上逐一分疏了章太炎论“庄子即儒家”的五种文献：第一种是1906年发表的《论诸子学》，第二种是1908年发表的《与人论国学书》，第三种是1922年讲演并出版的《国学概论·哲学之派别》，第四种是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的《菿汉昌言·经言一》，第五种是1935年讲演并发表的《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诸子略说》。就“庄子即儒家”议题而言，章太炎早年尚属消极评论者，晚年已成积极参与者。从现代庄学史看，“庄生传颜氏之儒”这一画龙点睛之笔的影响最大。

　　郭沫若在1944年写成的《庄子的批判》有言“我怀疑他本是‘颜氏之儒’”，自注：“章太炎曾有此说，曾于坊间所传《章太炎先生白话文》一书中见之。”这个自注足以说明：郭沫若从颜氏之儒切入并展开“庄子即儒家”议题，章太炎是其功不可没的第一引路人。1958年，李泰棻出版了《老庄研究》。依据《章氏丛书·别录》，李泰棻认可章太炎对于庄子出子夏之门的批判。李泰棻批评章太炎提出的庄周系颜氏之儒，并未出具第一手文献，而是转引自《十批判书》。这是“章太炎曾有此说”由郭沫若传承下来的显着例证。1960年，钟泰写的《庄子发微》虽不引近人之说，私下里却时有点评。据李吉奎回忆：“书中序言是钟老亲笔写的，在定稿本上，他指给我看，某句是有所指的。说这句话，大概是让后人知其本心。” “章太炎曾有此说”由郭沫若传承下来的隐微例证，有可能正在“某句是有所指的”之中。

　　就“庄子即儒家”议题，章太炎由消极评论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正反应了他的某种心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打倒孔家店、激烈反传统成为时代潮流。当年叱咤风云的改良派、革命派风光不再，不少人从政治型思想家变身为思想型学者，其文化社会工作的政治含量剧减，文化学术工作的社会含量日增。章太炎大讲国学以维系神州慧命，晚年藉助听者云集的国学讲座，积极参与“庄子即儒家”议题，反复讲“庄生传颜氏之儒”，饱含反弹时尚、情深古典的苦心孤诣，亦是其精神文化生命的自画像——心斋乃六十耳顺之工夫、坐忘乃七十不逾矩之境界。

时至今日，“庄子即儒家”议题一则大多数人闻所未闻，二则消极评论者占绝对优势。它看起来是可爱而不可信的思想史八卦，其实是自身具有独特内涵的思想史议题，颇为值得现代庄学、儒学(尤其是孟学)研究联合作战，辑录其文献资料，理清其发展线索，敞开其思想含义，唤醒其时代诉求。我们把章太炎的相关论述摘录出来并略作探讨，就是为了不再犯“以前的人大抵把它们当成‘寓言’便忽略过去了”的过错，进而使得“庄子即儒家”议题逐渐能被人们熟悉、理解乃至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