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以记录孔子应答弟子、时人的言辞为主的着作，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编纂而成，当时就成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儒家经典之作。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论语》更取得日益崇高的地位，并且先后传到越南、朝鲜和日本，对东方文化起了巨大影响。明末清初，欧人东来，东西文化交流。《论语》首先被译为拉丁文出版(1687年)，接着出版了法文(1688年)、英文(1691年)节译本。十八、十九世纪被译成俄语、德语、瑞典语、罗马尼亚语出版。现在已经被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印数仅次于《圣经》的全球畅销书。

　　孔子讲学图

　　《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期，传到汉代有《鲁论语》《齐论语》《古文论语》三种版本。当时教授、注释《论语》的人很多，张禹、包咸、马融、郑玄是最有名的几家。至魏有何晏的《论语集解》，流传至今；汉魏的《论语》古注资料，赖以保存。南北朝有皇侃的《论语义疏》。它在何晏《论语集解》的基础上，既疏解《论语》正文，又疏解注文。它吸收了晋以后注释《论语》的成果，也是重要的《论语》古注本。

　　至北宋，邢昺奉诏改定《论语》旧疏，编成《论语注疏》。正如《四库提要》所指出的：“今观其书，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矣。”它与皇疏本同被重视，流传不废。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代表了宋儒理学家之说，傅会经义而阐发天人性命之理，难免有“六经注我”之讥。可是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以朱注取士，因此其注释本影响很大，其傅会处至今还使有些人莫辨是非。

　　清初朝廷提倡宋明理学，民间却标举“汉学”反抗之。乾嘉时代一大批学者，继承汉代古文经学的朴实精神和训诂考据的研究方法，形成乾嘉学派，从事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成绩巨大。清代注释、考证《论语》的着作不少，最有代表性的注释本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该书注释内容丰富，考证详密，但不免有些芜杂偏误。

　　二十世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更甚。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文言文被白话文所取代，文化教育、语言交际状况变化巨大。在此背景下，古籍的整理、注释不得不适应新形势。杨伯峻的《论语译注》(1958年)注释用白话，并加白话译文，这是开译注本风气之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杨氏在《例言》中把注意“语法规律”跟“字音词义”摆在首要位置。我们知道，民国以前的注释者少有语法观念，更谈不上“语法规律”；甚至杨着以后的《论语》译注本，也有不少是缺乏语法观念的。因此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强调“语法规律”，重视魏晋以前的古注，批评朱熹集注本的义理傅会，从而保证了注释准确精要，得到雅俗共赏。对比钱穆的《论语新解》(1963年)，注释者本想“力求通俗，专用白话”。结果注释还是“改用文言，惟求平易”(《新解序》)，而“白话试译”也不免带着梁启超的“新民体”风格。至于立说多依朱熹集注，自然更是最大的败笔。由此可见杨伯峻《论语译注》的难能可贵。

　　半个多世纪以来，注译式的《论语》今注本已有十多种，各有得失、特色，值得称道的有孙钦善的《论语本解》(2013年)和杨逢彬的《论语新注新译》(2016年)。《论语本解》特别重视“以《论语》前后互证”，也考虑“从句法上得到内证”(《序》)。因此，注释比较准确、精炼，在今注本中口碑较好，影响较大。杨逢彬的《新注新译》强调“自觉走文法训诂相结合的道路”，认真考察“词在句中所占据的语法位置，也即词所充当的句法成分”和“词的结合能力”(《导言》)。从而在《论语》的“古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词句的考证上”，花了十多年功夫，写了“162例考证”文章，再整理成《论语新注新译》(《卷首的话》)。这的确是在语法系统规律指导下的“竭虑殚精”之作，它在杨伯峻《论语译注》的基础上，无疑又跨进了一大步。

　　韩国成均馆大学边滢雨教授，1993年获得台湾的硕士学位后，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我得悉他在台湾被要求圈点过《十三经注疏》。这是完成黄侃提出的要求，跟北大的要求并不相同。于是我要求他补修汉语史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并提出要重点研修古今汉语语法和汉语语法史，熟读《论语》《孟子》。因此，他后来的博士论文选题是《〈论语〉的名词、动词研究》。论文答辩得到一致肯定。回国后，他任教成均馆大学，至今已经二十年，一直仍坚持研究《论语》语法。边君的研究是从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附《论语词典》)起步的，也是跟杨逢彬一样，“走文法训诂相结合的道路”。他花了二十多年功夫，于前年完成了《〈论语〉语法分析词典》初稿，送给我和他的同门友好看，要我们提意见。今年初又送来按我们所提意见的修订稿，并向我索《序》。我翻阅了一小部份修订稿，觉得比初稿大有提高，不但是一部研究《论语》语法、词汇具有独到之处的专着，也对专书语法、专书词典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乐意写下以上这些看法，就算是《序》吧。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郭锡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