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946年的《文汇报·笔会》已走过七十多个年头。七十年间，几代报人秉承相同的宗旨，悉心选编高质量的文章以满足世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历时多年，佳作频出，令人目不暇接。于是结集成书，以飨读者，《歌以言志》就是其中的一本。如果把《歌以言志》比作一首歌，大约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因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说的其实是“文为心声”的简单道理。具体说来，歌是歌者的喉舌，字字句句皆凝聚着创作者的心声。一旦离开了写歌的人，歌曲不过是若干音符、字词的单纯堆砌，背后的意义散失一空。文章也是同样道理。博尔赫斯说得好，无论什么样的小说都是作家的自传。因此，如果读不出作者的声音，就算是人间难得几回见的美文都不过是对牛弹琴罢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作者提起笔来大写特写，将内心的声音化为文字？答案是“志”。简单说来，是识记、志识，甚至志向。提到志向，不少人只知治国平天下、安邦定国的大志，却不会品味身边的小情小趣。“不幸”的是，《歌以言志》不“言”国家民族之大义，不讨论时代之兴衰变迁，不关心英雄人物之成败政绩。作者心中所想、笔下所写唯心而已。是的，唯心，且是真心。书中收录散文三十余篇，大多有着相同的趣味，有雅致，有情趣，还有生活。显然，在编者看来，志向不分大小、不论优劣，更没有高下。它是一个人、一个时期、一种情绪的代称，就像“歌台舞榭声细细”，歌声也好，舞蹈也罢，触碰的永远是人的心境。

　　较之流行的宏大篇章，《歌以言志》无疑是小且精致的。这种“小”不仅见于篇幅，也见于题材。仿佛岁月静好，书中呈现出一个久违的世界。它很私人、很闲适，也很封闭。换言之，不管外面世界如何波涛汹涌，作者但求内心安闲宁静；不故弄玄虚，不肆意编造，更不夸大其词，写的就是身边人、身边事；一株草、一朵花，一次偶遇、一段回忆，随时随地都是文章。因此，我们看《歌以言志》，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感悟：没有“为写作而写作”的生硬，也没有虚情假意的做作。三十位作家坚守着中文写作传统，在雅致的路上自顾自走过来，一路采撷野花，品评野马，心慕美食，想念早已逝去的童年，感怀父母亲朋的音容笑貌。

　　如编者所说，好的文章好比春日暖阳，激发生机，催生能量，“如山河在，草木长、息壤生”。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衡量，《歌以言志》所收录的文章都算得上是标准的好文，既有雅致的情趣、上佳的文笔，更有“气味格律、声色兼备”。确切地说，这是一本“内容大于形式”的书，堪称当下文学的一股清流：作者均非泛泛之辈，有前几年以清新小文一鸣惊人的李娟，有以《繁花》获奖无数的金宇澄，更不乏杨绛、黄永玉、马悦然等公认的文坛大家。内容更是别出心裁，追求“形散而神不散”的意境。三十篇散文如同三十个房间，既各所不同，又彼此勾连。我们只需翻开页面，就能轻松走进去畅游一番。

　　比如《在阿克哈拉》一篇，谈论牧场生活。李娟的记忆可谓有声有色、有味道、有画面：群羊奔跑的踏踏声震得大地“忽闪忽闪的”；杂交小羊的毛色“像被人拿排刷蘸了颜料左一笔右一笔胡乱涂抹过一通似的，花得毫无章法可言”；新出炉的馕有“浓烈而幸福”的香，“进进出出都挣扎在这股子诱惑里，扯心扯肺”……我们读之，仿佛身临其境，跟随作者走入了南疆那片广袤的土地。

　　再比如去年辞世的文坛前辈杨绛。她自称一生回忆过太多人、太多事，唯独没有写过自己的母亲。于是，在《忆孩时》的第一篇，母亲隆重登场。她的忠厚老实、她的绝不敏捷，她对文学的极高悟性、对数字的全无概念，隐隐对应着后来的杨绛。短短千把字，活泼泼又不失趣味，吸引着我们与“痴痴地回忆又回忆”的作家一起跨越时间，回到她念兹在兹的童年。

　　同名的一篇《歌以言志》似无意似有意地提到“志”，也为全书定下了基调。文中，作者张定浩谈到诗歌创作的要旨。他告诉我们，诗歌的背后藏着诗人的心事。换言之，读书是读人，也是读心。心事赋予诗歌灵魂，更决定了文字的走向：心若“清明”，诗则“清明”；心若糊涂，歌自糊涂。“倘若自己能够辨识清楚，甚至再将之记住，并写成歌，该多么值得庆幸”。值得庆幸的是，《歌以言志》很“清明”。透过那些或长或短、或朴实或华丽的文章，我们看到一颗颗清明的心和同样清明的句子。所谓“辨物识人”，更像是“辨志识人”。借由文字，你读到了超越世俗的志趣，也看到了拥有此种志趣的人。那么，好的文章，说到底也不过如此吧。

  （文/谷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