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元亨书院创院院长 林安梧

　　【林安梧简介】台湾台中人。着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台湾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所长、台湾元亨书院创院院长，现任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海外访问学者及儒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发表专着20余部，专业学术论文200余篇，关注儒释道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林安梧师从牟宗三先生，是当代新儒学第三代中极具创造力的学者，在牟宗三先生“两层存有论”的基础上提出“存有三态论”，主张融通三教，面对21世纪文明的新挑战，展开对话与交谈。方法论上，以王船山、熊十力为基础，提出“道、意、象、构、言”五层诠释的中国诠释方法论。林安梧尤为关注儒学的现代适应性问题，近年来更深研哲学治疗学之可能，开讲《四书》《金刚经》《易经》《道德经》等，推动民间书院讲学之风而不遗余力。

　　笔者有幸在山东大学旁听林安梧先生讲学，听讲过程中即非常期望向林先生求教一些问题以促成访谈，而林先生爽快地答应了。采访当天，我与司机到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接林先生来到编辑部参观指导，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林先生的讲解醍醐灌顶，闻之畅快淋漓。过后整理录音过程中，一个明显的感受是，林先生之思想，着实有一个“论”在那里。这个“论”融通了儒释道等思想源流，形成一个总体之观念，非常有见地，并且非常有意味。

　　受访者：林安梧

　　采访者：曾繁田

　　曾：林先生讲，人的精神安顿依赖于三个脉络：天地、先祖、君师。请您分别谈一谈，此三者如何安顿我们的心灵？

　　林：一般来讲会谈到荀子讲“礼有三本”，所谓“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这也就是天地亲君师，其中天地是自然的脉络，或者叫自然的共同体；先祖是血缘的脉络，或者叫血缘的共同体；君跟师呢，就是政治社会人文的共同体，君代表社会政治，师代表人文化成。在我们华人的思考中，人离不开这三个共同体，所以我们的精神安顿也就放在这里，自然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对应着天道、家庭、道统。

　　我们心里必须存着这些共同体，而不能违背它们，这样我们就会觉察到自己跟这些共同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人跟天地的关系、人跟祖先的关系、跟君和师的关系，这些都很重要。这里面，师讲的是圣贤、前辈，君讲的是在一个群体里面管理事务、发号施令的人，荀子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

　　在儒家看来，人的生命的安顿处，它是很多元的，织成一个非常宽广的脉络。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终归离不开“天地亲君师”。或者说，离不开孟子所讲的“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天道、人伦、社会、文化都在其中了。我认为儒家一定要把握住这几个共同体。

　　现在有人主张“君”这个字要有所改变，这当然有我们所同情的理由，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君，其实就是人们一起合作的时候，应当尊重群体中的领导者。相应地，领导者也要尊重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君，不必理解成君主专制的那个君。因为我们看君这个字，它从尹、从口，尹就是管理事务，口就是发号施令，君原来的意思也就是这样而已。

　　林安梧先生接受访谈

　　儒家讲精神安顿基本上是很实在的，但它也不是只有此生此世。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儒家应该讲是“视死如生”，它不是只有此岸世界，它是通生死幽明于此岸，但并不是只有此岸，因为我们的生命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很多讲儒家的把它讲得太窄了，好像儒家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实际上它是通此岸彼岸于此岸。儒家也有三世啊，但是它的三世并不像佛教讲的三世因果。儒家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是放在一个群体的脉络里面，天地的脉络、血缘的脉络、文化的脉络。所以我们华人会这样讲：我是林姓人家，我是福建漳州的林姓人家。就是要关联到地域。我们的思考一直是这样，接地气，但是又通天道。

　　曾：道家讲“名以定形”和“言以成物”，似乎主体的言说决定了万物的存在。请林先生就此谈一谈“语言”与“存在”的关联。

　　林：道家如果顺着王弼讲下来，就会讲到“名以定形”“文以成物”。人类用语言去论定这个世界，可能会产生什么效应、后果乃至流弊，道家在这方面的反省是最深的。因为人不可能不使用话语，不可能不使用文字，不可能不使用某种表达去言说这个世界。唯有经过语言符号去说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才能成其为一个世界，但是在说的过程中，当我们说定了对象，那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了。这时候该怎么办？《道德经》就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道就根源说，德就本性说，物呢，就是经过话语去说了，就要使用语言、文字、符号等。“物形之”这个形，就具体落实了，这个“物”不只是一个对象物，而是器物、结构、制度等都包括，这样汇总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势。

　　林安梧先生畅谈“存有三态论”

　　如果“物”往“势”走，就要出问题，所以要回到“道”跟“德”，回到根源和本性，“尊道而贵德”。老子认为任何事物一定要回到根源、回到本性才不会出问题，所以《道德经》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又讲“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冲气以为和”。这是在告诉我们，人通过语言而论定存在，但是这个论定的存在，是人们所论所说的存在，它是存在的对象物，而不是存在本身。所以面对这样的存在，一定要有另外一种心境，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人的话语是可以解开的，当话语解开了，存在才能够彰显它自己。所以譬如读书，我们说：读书要读入字里行间，而不要死在字上。我们不能执着在语言上，要思考言背后的意是什么，所以庄子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得鱼忘筌。不能执着在言，而要真正进入意，而意又要上溯到道的层面去体会。道家在这方面反省很深，提示不要在话语、文字上争执，而必须回到存在去面对。

　　曾：林先生曾经加以比较：中国哲学主张“象在形先”，西方哲学强调“形在象先”。请先生展开讲一讲“形”与“象”的关系。

　　林：这就牵涉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字是图象性文字，图象是最接近存在本身的，而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形之为形，它是由话语去论定才成立的，所谓“名以定形”。一个名在未定形以前，它实际是一个象，而象如果没有经过名来论定，它就还没有确定。中国哲学基本上主张“象在形先”，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很清楚，当一个文字、一个图象出现在那里，它就是一个形象，它表意一个象，而它的形我们基本上可以忽略。这是汉字的特点，我们基本上不执着于这个形，而是知道这个形是在表达一个象。所以特别重要的就是，如果象在形之先，象就不被形所拘，而如果象在形之后，象就被形所拘了。也就是说，这个形，它是经由话语、文字去论定的一个对象化的形体，也就是具体化的形体、形器。而象呢，它当然也可以连在这个形体、形器上，成为体象、器象，但是象之为象，它可以浮出来，浮出来就不为形所限制了。这是华夏文明很独特的地方。西方起初也有一些图象文字，譬如埃及的古文字，但是到后来都废弃了，变成一种拼音文字。因为图象性文字没有办法表达比较高超的、抽象的、普遍的概念。之所以会这样，就牵扯到象在形先、形在象先的区别，象在形先，象不被形拘束，形在象先，象就被形拘束了。

　　譬如西方的风景画，它讲究定点透视，要合乎比例，而中国的山水画是多点透视，所以在写生上就很不一样。西洋画家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按照比例画，端视这个世界把它画出来。而中国画山水画的这些先生，他们是出去游玩，在各处做记录，然后回来重组为一个象。他们画的时候讲究写意，因意而把象彰显出来，基本上是象在形先，意又在象先，而最重要的仍然是道。所以我一直讲，“道、意、象、形、言”，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说中国的图象性文字，它最接近存在本身，所以它的语义表达方式，就跟拼音文字很不一样。拼音文字严格来说并没有文字，它通过符号去记录语音而构成文字，文字连着语言，在语言之下。而我们的文字独立于语言，它跟语言有密切关系，但是它在语言之上。譬如说某人的名字用普通话怎么念，用方言念就很不一样，所谓方言其实就是古汉语。比如念我的名字，用广东话、闽南话、客家话、普通话来念，那差得很远。所以中国的文字跟语言是“一统而多元”的关系，汉字的特点在于表象其意义，非常独特。文字表象意义，它就很接近存在。中华民族重视的是生命情志之感通融合，就是说我们的表意系统有一种生息互动在那里。

　　西方的语音中心就不同了。语音中心的话语系统，跟图象中心的表意系统，那就很不一样。图象是回到存在本身嘛，而语音就很重视逻辑、语法、结构。所以西方有非常严格的文法，而中国重视的是章法，因为汉字最贴近存在。一篇文章、一首诗作，我们整个获取意义的方法，都跟西方获取意义的方法不同。所以我经常说，要理解中国古代经典，要读古诗文，就一定要感其意味、体其意蕴，然后才能明其意义。觉知到了意味，进一步体会意蕴，最终才能够明了意义。如果把古文当外文，用文法分析，那分析来分析去，它就死掉了。这一点，我想对于语文的教学也很重要，希望能引起重视。

　　象在形先、形在象先，这个区别非常重要。譬如中国山水画，它不是定点透视，不符合物理比例。一幅画里面，山上面那个亭子，显然太大了嘛，亭子里面的人，头几乎顶到梁上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它是多点透视，画家走到景象里面去了，透视点是动的。这对我们来说很容易理解，感到很自然，一看就懂。洋人就觉得很奇怪，你跟他说，走入画中去观画，他不能理解。但是你对任何一个中国人说，走入画中去观画，他依稀仿佛就懂。这就是中西文明很不一样的地方。应该怎样去体会中国文化，这很重要，要不然就领会不了，就会拿西方的框架来“格”中国的传统。我把这叫“逆格义”，刘笑敢先生称之为“反向格义”。我常这样比喻，如果以用叉子的方式来用筷子，那筷子当然是非常糟糕的叉子。可是筷子是筷子啊，它有筷子的使法。

　　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不同文明的原型应该拿出来进行对话，这当中就包括“象在形先”还是“形在象先”。譬如说，基本上中国画都是写意画，写实也是写意。你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那是写实，但它最重要的还是写意，意境如果没出来，那就不算上品。西方画基本上是写实，就连抽象画也是写实，抽象画所写的实不是现实经验之实，而是写一个抽象之实。中国画非常重视留白，那里面有一种生命的律动。西方画尤其是油画，它要填满，在这个空间里通过色块等来彰显它后面的本质和意义。而中国画是要彰显生命的律动。这很有意思。所以，如果用我的说法，西方重在“话语的论定”，而中国重在“气的感通”。“气”是一种生命的流动。

　　林安梧先生在第四届尼山论坛上致辞

　　曾：林先生刚才谈到“话语”和“气”的区别，请先生详细说一说。

　　林：“气的感通”是在“话语之前”的，它是无言的。西方追一个东西追到最后就是Logos，逻各斯。中国呢，是“道”。“道”跟Logos也接近，但道是回到存在本身，Logos则是一切话语之源。对他们来说，话语之源也就是存在之源。对我而言不是这样，比话语之源更高的是存在之源，而存在之源是不可说的，把不可说作为一切可说之源，道隐于无言。这个世界是如何造就的？是由气的感通运化而造就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默运造化，而人默契道妙。所以在“言”之上有个“默”，默的传统就是气之感通的传统。而在西方不是，到最高处是一个话语的发言者。所以《旧约·创世记》一打开，“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说”是一个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一说就分出来白昼与黑夜，而中国的默运造化就很不同，“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万有皆从气的运化中来，禀天地阴阳之气而生。

　　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没有一个绝对的人格神来造就这个世界，而认为这个世界是由“恍兮惚兮”的道所生。这个道，用老子的话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而西方是一个话语的论定，说而分万物。所以，西方有一个对象化的倾向，把对象物当成我之所造；中国则是默运其中、默契其间，而有所生发。所以我说，中国讲的是“存在的连续观”，西方是“存在的断裂观”。上帝是一个超绝的、唯一的存在，而道在天地万物中间。以前我们也用“上帝”这个字眼，但那是一个至高的、至上的宇宙造化的生命之源，其实就是一个总体的、根源的生发。所以你看上古神话，像是盘古开天地，他就在这个世界之中。盘古的头发就成为森林，盘古的血液就成为江河，隆起来的地方就是山，凹下去的地方就是湖泊，他的身体整个就是这个世界。在中国的传统里面，道跟天地就是一体，道无所不在。西方一神论则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之外、之上，来造这个世界。这是两套不同的传统，神学如此，科学、哲学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明白的分别，我经常从这里来谈中西文明的差异。

　　所以，我们的宗教跟西方不一样，我们的整个话语系统、表达系统跟西方不一样，我们图象性的文字也跟西方不一样，中国的传统跟西方的传统有很多东西不一样。人类文明众多不同的传统中间，如果要去论的话，我们这样一个传统其实比较合乎人的实存状况。西方的哲学突破本身是把人带离出来，再反回去控制、驾驭这个世界。而我们是融通在世界之中，人跟物是“一气之感通”，人跟天是“天人合德”，人跟人是“一体之仁”。西方就不一样，人跟神是断裂的，所以必须有个中介者来连接，就是耶稣基督以及后来的教会。人跟人之间呢，西方用契约法律的关系来连接。人跟物，他们是用概念话语系统来连接。而中国是一个气的感通传统，是一个情的连接传统，是一个德行的超越传统，所以说天人合德、物我一气、人我一体。

　　我们现在如果不了解，中西传统的这些不同，就会有一些误解。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认为，中国传统没有宗教。其实不是这样，只是我们的教跟他们的不一样。我们不是那种一神论的崇拜，而是一种内在觉性的宗教。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佛教讲“如是我闻”，是从听闻来讲。而西方是由上帝来说，来发话。所以我就说，一个是“听的宗教”，一个是“说的宗教”，很大不同。我们现在时常忽略了种种不同，而拿着西方的标准来框陷我们自己，那就会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