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资料近年来受到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者的重视。在文献整理方面，学界陆续推出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便是其中的荦荦大者。

　　“以笔代舌”

　　在历史上，东亚诸国知识分子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以汉字为媒介，通过汉字书写交流思想、沟通感情。这种“以笔代舌”的交流方式，就是“笔谈”或者叫“笔话”。据考证，目前所知最早的笔谈，可能发生在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与南岳僧人之间。日本史料《扶桑略记》记载，推古十五年(607)七月，小野奉圣德太子之命到南岳还愿，小野与老僧之间“语言不通，书地而语，各赠法物”。其中详细记载了所“书”之语和各赠之物。该书成书于9世纪末到10世纪初，虽然其将圣德太子视作慧思的投胎转生未必可信，但这种“语言不通，书地而语”的“笔谈”交流方式，应该没有疑问。汉语作为多民族交流的通用语言，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北宋许亢宗于宣和七年(1125)受命为贺金太宗登位国信使，所作《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也记载得非常详细。

　　近代以来，东亚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交流形式也更为多样，次数也愈加频繁。除了各种官方的外交文书，发掘与整理收藏于民间的笔谈资料，对于丰富近代东亚文化交流史内容，深化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编者将分别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和赖政神社三处的现存所有《大河内文书》汇集起来。现存的该文书内容包括：《罗源帖》为1875年9月3日至翌年8月22日，大河内与中国寓日民间文人罗雪谷的76次笔谈；《丁丑笔话》为1877年7月7日至同年12月31日，大河内与王氏三兄弟(桼园、琴仙、惕斋)等中日友人的90次笔谈；《戊寅笔话》为1878年1月2日至同年12月15日，大河内与中国驻日公使馆及中日民间文人的169次笔谈；《己卯笔话》为1879年12月12日至31日的9次笔谈；《庚辰笔话》是1880年1月1日至5月26日的74次笔谈等。

　　从窥一斑到观全豹

　　书中“前言”《近代中日笔谈文献之瑰宝》，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大河内文书》的内容，笔谈主人大河内辉声的生平，笔谈的场所、特点、价值，以及该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情况、出版经纬。卷末另有三个有价值的附录：《大河内文书》佚存一览表、《大河内文书》细目、笔谈者小传并索引。

　　读其“前言”，感触较深的是编者对该史料的发现者实藤惠秀、已有的整理业绩、各种先行研究，以及为该史料的出版所付出过的各种努力，均给予了充分尊重。继实藤惠秀之后，南开大学刘雨珍教授对该文书的整理出版，可谓用功最勤，其编校的《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中，《大河内文书》内容占全部篇幅的3/5。而刘雨珍教授整理过的这些内容，约占现存全部《大河内文书》的1/4。该书编者在前言中高度评价了刘雨珍教授的工作，说他“对大河内辉声等与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的笔谈资料作了精心的整理，是继实藤的《遗稿》后，《大河内文书》研究中的传世之作”。现在，这部寄托众多学人梦想的珍贵资料，从仅窥一斑到得观全豹，其出版对于推进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贡献，自不待言。

　　传承文化的使命感

　　值得注意的是，该资料的主人大河内辉声当时就有强烈的保存这些笔谈资料的史料意识。他不仅是此类史料的制作者，也是日本历史上笔谈资料的收藏者。比如，他在与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等笔谈时，提及他所“秘藏贵邦学士权菊轩氏与邦儒石川丈山笔话之帖及邦儒林春斋与贵邦信使笔话之牒。仆欲历阁下之清鉴，赐跋文之撰”。另外，还提到其“家藏李溵(敝国宝历年间修信使)君之信，取出呈览”。为了表示他在收藏笔谈记录方面的业绩和诚意，他坦言“仆藏清人笔话已百有余卷”，而且说“诸贤笔话永藏”不仅是个人兴趣，而是为了“继丈山之遗志”，是出于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在1880年1月9日与何如璋、鹫津毅堂等的笔谈中，日本学者龟谷省轩表示：“后来历史当大书：光绪何年何某出使日本。敝土儒林传亦当特书：鹫津某与何公使笔话，何公使评其文。然则此筵上人皆系千古。”当时“虽有五百金，可买之人，决不卖”，130余年后的今天，这些秘藏的资料终于公之于众，大河内等“皆系千古”的“筵上人”。

　　实藤惠秀曾把《大河内文书》视为日本人“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实际上，作为一份历史资料，笔谈鲜活再现当时历史场景，可以说是探寻那个时代中日知识分子生活情趣、文化修养、政治倾向、人物品藻、知识共享、信息互动等包罗万象的多棱镜，不是简单的“崇拜”或“友好”所能一言以蔽之。期待着学者早日推出一个完整的现存《大河内文书》点校本，以便更好地嘉惠学林。

　　原标题：笔话传千古历史当大书

　　(作者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刘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