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歧祥教授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汉字，它记录了殷商时期祭祀祖先、农作物丰歉、天时气象变化、战争胜负，乃至生育、疾病等社会和生活内容；如今发现的甲骨超过10万片，文字数5000多，然而，我们能够认读出来的，却只有1000字左右——可以说，甲骨文中还隐藏着中华民族的一段隐秘历史。台湾“中国文字学会”理事长、着名甲骨学专家朱歧祥告诉青年后学，应以“两颗心”去研究包括甲骨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颗是“傲然之心”，一颗是“慈悲之心”，而且还要两颗心互动，才能把学问做好。

　　“我在台湾上课时，习惯在课堂上走来走去。有时候我会闭着眼睛讲，因为我的语言有时会追不上我的思维，如果一会儿失控，请大家不要见笑！”

　　3月28日晚，来自台湾的甲骨学专家朱歧祥教授现身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研究所的讲台。当天，包括“章黄学派”在当代的重要传人、年逾八旬的王宁教授在内，古汉所师生几乎悉数到场。

　　“和世界上其他的古文字如苏美尔楔形文字、古玛雅文字等相比，甲骨文恰到好处的笔画，把该字所要表达的意思，剔透通灵地表达出来了。我们所书写的是文字，不是图画，所以‘多则过繁，少则不能显其意。’”朱歧祥一边在黑板上写出日常用字“人”“日”“月”“山”“水”的甲骨文字形，一边讲解，“古人写这些字，一定经过了无数次测试。”

　　在讲座中，年近六旬、身着格子衬衫的朱歧祥对台下的学生进行手把手式的甲骨文“扫盲”。他讲课不失幽默，不时引来全场笑声。

　　“朱先生用短短三个晚上的时间，把我们引领到了一个崭新而充满魅力的殷商世界——那个我们的先人曾经生活过的世界。”完整地听完此次系列讲座，古汉所一名研究生如是说。“我是站在撒种子的角度来谈甲骨文的。”头发近乎花白的朱歧祥在讲座中称，“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人，通常都会有‘两颗心’——‘傲然之心’和‘慈悲之心’，我愿意把这‘两颗心’转借给大家。”

　　“唯有这两颗心互动，学问才能做得好”

　　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十九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它与二十世纪初面世的敦煌写经、汉晋简牍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文化珍品一起，被誉为我国近代新史料的“四大发现”。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因此形成了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明清档案学等几种举世瞩目的全新学问。

　　甲骨文最早出现于清光绪年间，相传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秋，北京城的一位金石学家，也是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校长)王懿荣因患病，遂延请太医诊治。太医诊脉后便开了一张药方，王懿荣随即派下人往药店购药。那间药店根据记载是北京宣武门菜市口的达仁堂。

　　王懿荣是个好学的人，药买回来后，因为药是吃进肚子里的，当然要看看是些什么东西。无意间，他发现其中有一味特别的药，叫做龙骨，一时好奇，遂拿起一看，竟然看见龙骨上刻有些类似篆文但又不认识的文字。王懿荣大为吃惊，便马上派人把达仁堂的龙骨全数购回，果然在其中发现了好些刻有文字的骨片，这便成为发现甲骨文字最早的记录。

　　从光绪年间至今，北京菜市口到底没有达仁堂这个中药店？朱歧祥曾托友人走访宣武门外及菜市口一带，但最终并没有得到确切答案。朱歧祥经研究发现，“由买药而发现甲骨文的美丽传说是不可靠的。但王懿荣是近代较早接触、收购和鉴定甲骨的人，这种说法大体是不错的。”无疑，王懿荣是第一批接触甲骨的学者，他在1898年首先大批收购甲骨，可惜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自杀，因此并没有对甲骨文进行过真正研究。其后王家家道中落，王懿荣的儿子王翰甫出售家中古物。王懿荣的友人刘鹗悉数购入王氏所藏千余片甲骨，又陆续向北京古董商收购，约得五千余片。

　　其时，刘鹗的家庭教师罗振玉有机会目睹这些殷墟宝物，乃力劝刘鹗选其中精要拓印传世。1903年乃编成《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着录甲骨文的书籍，但可惜刘鹗因罪被判充军新疆至死，故也没有机会对甲骨文作进一步研究。

　　甲骨文从一开始被发现，就蒙上了神秘色彩。对于朱歧祥而言，他又是如何走上这条古文字研究道路的？“其实，我刚开始做古文字研究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单纯就是好玩。”直到今天，朱歧祥仍秉持这样的学术态度，“只要牵扯到功利、计较之心，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好，更何况是做学术。”

　　朱歧祥幼承庭训，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台大当时开了一门课叫甲骨学，由古文字学家董作宾的弟子金祥恒开设，这门课引起了朱歧祥的兴趣。

　　在台湾，当时能够学甲骨学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为台湾大学。而前者当时并不招生，所以整个台湾要学习甲骨文只能在台大。“我学甲骨文是一张张的拓片。起初，金先生就叫我们描，一版一版地描，一个字一个字地描，他从旁辅导我们怎样读文例。”朱歧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

　　在台大就读期间，朱歧祥奠定了良好的甲骨学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朱歧祥发现，民国以来所谓“科学整理国故”，其实一直都停留在口号上，直到殷墟挖掘甲骨研究开始，才真正把这个口号落到实处。

　　“这对我的冲击很大！我怎么去科学地面对甲骨文字，不是猜字，而应事事讲证据、句句讲证据地去写出一篇篇可靠的甲骨学论文出来。”对学术的钟情，使得朱歧祥一直“很平顺”地留在高校里，并经受住了诸多庸俗、功利的考验。“我有几次机缘去外面，但之后都回来了。我不像一些朋友总在寻求方向，花了很多时间犹豫、徘徊、等待，我没有。在甲骨学上，我一下就切进去，然后就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走。”朱歧祥说。

　　谈及治学经验，他坦言，“治学需要两颗心。唯有这两颗心互动，学问才能做得好。”“第一颗心是‘傲然之心’。傲然的心和骄傲不同，它能让我们和事物保持距离，宏观看待万物，冷静分析材料。处处无我，才能做出客观分析。”“第二颗心是‘慈悲之心’。慈悲之心是要有一颗热腾腾的心灵，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如果只是很冷静地分析或‘徒然的傲然’，往往会流于一种冷冰冰。你只有拥有慈悲之心，才会真诚地写下一字一句，并感动他人。”

　　有人认为，研究甲骨文是“坐冷板凳”，但朱歧祥却笑称，“这个板凳冷不冷也是因人而异。对我来说，这个板凳热得不得了！”“在治学上，如果用一些功利的方式去考量，比如能不能赚到钱？有没有出息？你当然会觉得这是冷板凳。如果你能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材料，而这个材料又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就不会存在冷不冷的问题。”“一个科学家或数学家解一道题，他会考虑这个是冷的还是热的吗？”朱歧祥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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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堂’策励我的研究”

　　一百多年来，对甲骨文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涵盖多种学科的显学——甲骨学。起到了奠基和开拓作用的，是甲骨学史上的“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和郭沫若(字鼎堂)。

　　“这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无疑有一种策励的意义”。谈及“甲骨四堂”，朱歧祥如数家珍，“当今研究甲骨的都是以‘四堂’的研究为基础，此外的重要学者几乎都受到‘四堂’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四堂’在甲骨学史上有‘导夫先路’之功。”

　　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曾派其弟到河南安阳小屯村求购甲骨并亲自到小屯考察。从1906年至1915年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共得甲骨近3万片。据说刘鹗的《铁云藏龟》就是在他的敦促下出版的。特别是1927年他出版的《增订殷墟书契考释》，系统地考证了567个甲骨文单字，在此基础上可读通1217条卜辞，从此结束了甲骨文“群苦其不可读也”的局面。

　　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贡献曾作出很高评价：“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

　　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东去日本，帮助罗振玉整理甲骨，从此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研究。1917年，他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这是两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记商王世系大体可信，并将卜辞系联为有系统的古史材料，用以重构商史并推测其社会制度。

　　王国维早期学古文，走科举为官的路，继而兴趣转向西方哲学，接着又热衷于文学批评、研究《红楼梦》等，最后因罗振玉的关系而进入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的范围。尽管当时王国维还年轻，但罗振玉已预见到他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并把家中大量藏书与古物借与王国维阅读，后来更携王国维东渡日本，让他充分利用所藏甲骨。

　　王国维研究甲骨由释词进而至考史，关于考史的方法，他首先提出结合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包括纸上的古文献材料和地下的考古材料。他在《古史新证》中称，“所谓纸上之史料，兹从时代先后述之：(一)尚书、(二)诗、(三)易、(四)五帝德及帝系姓、(五)春秋、(六)左氏传及国语、(七)世本、(八)竹书纪年、(九)战国策及周秦诸子、(十)史记”。

　　所谓“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一)甲骨文字、(二)金文”。“‘四堂’中对于甲骨学的贡献以王国维居首功。”在朱歧祥眼里，“王国维能成就他显赫的学术地位，自应拜罗氏所赐。”

　　董作宾(1895~1963)，河南南阳人，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种断代标准，将盘庚迁殷至商纣灭亡这8世12王的二百多年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着名的五期断代说，为甲骨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学术研究重师承，朱歧祥不无动容地说，“董作宾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在‘四堂’中他对甲骨的贡献，仅次于王国维。”“董先生留给甲骨学后人有两本了不起的着作，一本是《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本则是《殷历谱》。其中尤以后者更是体大思精的专门着作，目前台湾能通读此书的不会超过十人，因为要了解殷历必需先要具备古文字学、天文学的基础，以及具备一条量天尺。”1990年6月在台湾“国立中正大学”中文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朱歧祥如是评价董作宾。

　　郭沫若(1892~978)，四川乐山人，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即以古文字为手段来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他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书，在商世系考证、甲骨文字的考释等方面，有许多独特创见。晚年，他领导了在甲骨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着《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并亲自任主编。

　　1939年，古文字学家唐兰(1901~1979)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序中高度评价“四堂”的贡献：“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他们能就同样的材料‘看人所不能看’、‘说人所不能说’，这份灵敏的触觉已是我们后辈需要学习的地方。”朱歧详说。受“四堂”影响，已故的于省吾、容庚、商承祚、胡厚宣、徐中舒、戴家祥等甲骨学专家也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甲骨学百余年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是几代学者创造性探索和心血的结晶。

　　“杀龟刻字，我还是理论派”

　　“甲骨文”是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古文字。“甲”指龟甲，主要是腹甲，少数是背甲；“骨”指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也间或是鹿头骨、牛头骨、虎骨等，但古人关于“杀龟刻字”的流程，文献中至今还未发现有详细记载。

　　在长期的甲骨学研究中，朱歧祥认识到，龟板不容易刻字，必须要经过特殊的处理。“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煮龟板，因为它上面有一些胶质，用刀刻不下去。”

　　朱歧祥曾养过三只乌龟，他本打算用来在龟板上“练刀”，以了解古人“在上面刻字的硬度到底有多少”。一天，朱歧祥回家后发现，有一只乌龟突然离家出走，只剩下两只。“然后我看着它们，它们看着我。后来，我就把它们放了。放了以后，另外一只乌龟就走出来了，最终，我把它也放了。”“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至今，朱歧祥仍坚持用这样的“慈悲之心”对待乌龟。在3月底北师大所做的甲骨文系列讲座中，他自嘲道：“直到现在，我还是理论派，没有用钢刀去刻过龟板以了解其到底有多硬。”

　　1991年9月，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窖穴H3内有大批甲骨发现，其中有刻辞者579片，这是继1936年YH127甲骨窖藏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为了能对这批在安阳新出土的材料有更准确的把握，朱歧祥不止一次从台湾跑到安阳进行实地考察。

　　他第一次去看“花东”发掘现场时，没有按惯例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报到，而是到了安阳后，从火车站叫了一辆车直奔“花东”。到了“花东”后，朱歧祥立马拿起相机把现场记录下来，这才安心地赶往安阳工作站。在与当地同行一番交流后，对方提出要带他去看“花东”发掘现场。他闭口不谈刚才所到的“花东”，跟随他们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令朱歧祥惊讶的是，此“花东”非彼“花东”。他愣了一会儿，问身边的人：“安阳到底有几个花东？”得到的回答是“有好多”。

　　在研究中，朱歧祥非常看重“第一手的东西”和“最原生态的材料。”他说，“了解一个汉字与办一个案子是同样的方式。我是一个求证的人，希望掌握事实的真相，别人跟我说的我不会完全相信，而是会有一点怀疑和保留，眼见为实嘛！”“我们面对或者了解甲骨文，其实并不困难。我们从事任何研究就是将心比心，必须要用当事人的心灵，去思考其所建构的种种理论或发明。更何况，这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更应该用喜悦的心灵去接受它。”朱歧祥称。

　　“像我们研究甲骨文，我们必须要用殷商人的思维去研究甲骨文。当然表达的时候，要用简单的语言、清晰的概念，以及科学的方法。”朱歧祥坚信，“古人留下来的文字，没那么复杂。甲骨文只是殷商时期的物质文明、生活记录，我们只要用一颗平实的心，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就好。”在治甲骨学的方法论上，朱歧祥更看重“小学”的功底。“小学是什么？它是文字、音韵、训诂的统称。没有‘小学’就没有经学，没有经学就没有古典。这是清儒告诉我们的方法，而清儒是古往今来读书最严谨的一批人。”

　　“甲骨研究是求真，书法是求美”

　　甲骨文是写(或刻)在龟甲上的殷商时代的文字。那时候商王室凡是遇有大事都要占卜吉凶，并用文字记下来，这就是卜辞。据《礼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卜辞的内容有祭祀祖先、农作物的丰歉、天时气象的变化、战争的胜负，乃至生育、疾病等。

　　尽管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汉字，但甲骨文笔墨书法艺术，比起金文、大小二篆、隶、行、草、真(楷)等各种书体的书法来，它又是最年轻的一种书法艺术。甲骨文的内容充满了神秘色彩，它的书法正是中国汉字的童年。

　　在谈到甲骨文书法之美时，朱歧祥引用了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对五期甲骨文字书写特点的论述：第一期武丁之世，属殷中兴的明主，书体大字雄健宏伟，小字字画虽细，却甚为精劲。第二期祖庚、祖甲属守成的贤君，书体谨饬守法度，字体大小适中，行款均齐。第三期廪辛、康丁之世，为殷文风凋敝之秋，书体颓靡，篇段错落参差，极幼稚、柔弱、纤细、错乱、讹误的文字数见不鲜。第四期文丁复古，书体劲峭耸立，有如铜筋铁骨。第五期帝乙、帝辛之世，虽为亡国之君，但极注意甲骨的书写，记载比较繁缛，书体严整匀衡，以小字为主。

　　今天所说的甲骨文书法，广义而言，包含两重意思：一是甲骨片上“以刀代笔”的契刻书法艺术；一是指“以笔代刀”在纸上书写甲骨文的笔墨书法艺术。

　　中国文字的发展与书法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代历史学家、文字学家李学勤曾说：“中国文字(汉字)是目前世界上使用面最大、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有其自身的特点，就是始终没有走向拼音文字，因而它和书法，开始便相结合。中国文字的早期形态，包括近代发现的种种陶器刻划符号，无不带有艺术的意味。可以说，中国文字的特质促进了书法艺术的产生，而书法艺术的要求，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了文字发展的方向。离开艺术的观点去看中国文字，总未免有所不足。”

　　由于铅笔、钢笔、圆珠笔相继出现，代替了毛笔成为日常的书写工具，硬笔书法逐渐发展起来。而硬笔书写甲骨文较之毛笔更容易体现契刻文字的“笔意”。这使得甲骨文书法具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甲骨学界公认的一个事实在于：甲骨文的可识字，总共一千字左右，真正可用的字，还不足一千。用这样有限的字，来写现代诗文，其困难不言而喻。如何解决“字不敷用”的问题，是每一个甲骨文书法爱好者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状。对此，朱歧祥则认为，从事甲骨研究是求真，书法是求美。“真”和“美”不是完全冲突的，但它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显然不一样。如果求真，多一点、少一点，它的差别就很大。如果求美，这是我写的，你管不了，我说喜欢就喜欢，就没有真不真的问题。

　　“大家去写写书法是好事情，可是也不应该乱写，应当有根据。”在朱歧祥看来，学书法如果要写甲骨文，应该要有很好的字典在手边，不是那些所谓的“书法字典”，而是真正的“甲骨字典”。

　　“对字的掌握，最好不要造新字。”他进一步阐释：有的字，殷商时期本来就没有这个字，你非要造出或者拼出一个字来，这就属造假行为。或者“假借”一个字，行不行？可以，但要兼顾古音分部的问题。哪些字能假借？哪些字不能假借？这不能用今天普通话的读音来衡量，虽然这两个字读音在今天看来很相似，但这背后其实隐藏了很多音韵学的专业知识。

　　学习书法，如果要学写古文字，朱歧祥给出的忠告是：最好要有正确的古文字知识。他常对台湾的一些书法家讲，“你不要害人。我们写个文章或许没有几个人看，可是你们的书法，每天都吊在那里，挂在墙上。”

　　“浮动的心灵做不了学问”

　　汉字是世界上目前唯一还使用着的表意文字，其本身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不言而喻。在朱歧祥眼中，“汉字是一颗颗、一粒粒的方块字，形义统一，书写保守却稳定，且一直沿用至今，这是汉字本身的骄傲，也是使用汉字的人的骄傲。”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必须有一批献身此学、并孜孜以求的群体，甲骨学亦如是。即使“文革”期间，郭沫若也在思考着“要大力培养接班人”，以使甲骨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能绵延不断。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后，胡厚宣、于省吾、徐中舒等老一辈学者努力培养甲骨学方向的研究生，以期改变甲骨文研究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

　　随着“教授们的教授”——上述前一辈学者逐一逝去，这些新培养出来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中，不少人脱颖而出，成为甲骨学深入研究时期的学科带头人。如今，不少大学也开设甲骨学等课程，培养不同层次的甲骨学研究人才。“文字本身是语言的书写工具。甲骨文的魅力在于，它不仅是文字的重要源头，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在世界各地的讲学中，朱歧祥常以“一个文化的推销员”自况。“甲骨文应是年轻人关注和学习的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朱歧祥在“推销”中的担心在于，“现在懂甲骨文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在外面讲学的很多又都讲错了。”“我如今在各地讲课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扫盲’，”朱歧祥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把甲骨学某些习以为常，但却错误的观点纠正过来。”

　　讲学中，他常以“马”字为例：“马匹”的“马”字下面，繁体字有四点，一般人去看这四点到底是指什么呢？“你如果去看外面的书，四点就是四只脚嘛，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站在甲骨文或者站在汉字演变的立场上看，它单纯地象马的侧形，而下边的四点是指马的两腿和鬃尾的部分。”“把一个专业的学问，用最简单的语言，回归、落实到民间去作为普罗百姓基本的知识，是专家的责任。”朱歧祥称。

　　他注意到，现在许多年轻人往往手机不离手，甚至睡觉前还一直在刷屏。“他们的注意力被拉到一个小屏幕上，就难以回头观照自己的内心，所以人越来越脆弱。读书离不开明理，你想想，他们浪费了多少时间？”“我们那时候读书，急急忙忙吃完饭，马上坐到桌前读书。”回忆当年求学时的刻苦用功，朱歧祥两眼放光，“早晨一起来就读书。晚上床边总是放着纸和笔，想到什么，马上记下来。”

　　朱歧祥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甲骨学能后继有人。“复旦大学的裘锡圭、清华大学的李学勤、中华书局的赵诚等这些老先生们，现在都已经是老人了。他们培养的学生，大都已退休。现在接棒的，应该是中生代的学者。其他年轻人还在成长过程中。可是大陆那么大，就这么几个为数不多的学者，还是远远不够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谓古往今来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独山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甲骨学成为显学距今百余年，其间王国维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朱歧祥最钦敬王国维能身体力行人生的“三种境界”，“他足以作为后世治甲骨学者追求一代事业的典范。这是治学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研究甲骨学必备的态度。”朱歧祥表示，目前甲骨超过10万片应确凿无疑。甲骨文字出现的字数有5000多字，其中能认读出来的字，保守估计当在1000字左右。

　　“剩下的还有4000多字，它的研究空间非常大。国内专门从事研究甲骨文的人已经很少了，危机何尝不是转机？”他觉得，“这恰恰是有志于从事甲骨学研究的年轻人可用功和‘探秘’之地。”朱歧祥经常勉励后学：“静思得之，浮动的心灵做不了学问。浮动的心灵看不到问题，更解决不了问题。有心做学问的人，一定要懂得沉淀，在沉淀中懂得等待，在等待中懂得坚持！”

  （文/何春中 和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