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伟大的经典之一，拥有一个精深玄奥的思想体系，具有跨越时空的恒久价值，故一直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道德经》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远播海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道德经》在历史长河闪耀出来的哲学光彩，在现实世界透露出来的思想启示，无不显示出道家和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道德经》凝聚着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实底气，反映出中国智慧的深邃广大。《道德经》是真正能够给予我们文化自信的经典之一。

　　宋代晁补之《老子骑牛图》资料图片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从此，中国才有了成系统的哲学。老子对道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提出了道生万物的宇宙论。老子认为，道先于天地而存在，但又无形无声，不可捉摸，它持久永恒，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具有无穷的创造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思想中，道被提升为居于核心地位的哲学范畴，这是老子对中国古代哲学最突出的贡献。老子思想具有深刻的辩证思维。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涵盖宇宙之内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一言以括之，即“反者道之动”。老子强调物极必反、盛极则衰的道理，主张看问题不能执于一偏，尤其要注意事物的对立面。老子思想还突出了道法自然的价值追求。道的最大特点是“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本性就是自然。由于道的作用，宇宙万物及社会人事都应顺从自然的品性去发展。

　　老子思想蕴含深刻的政治智慧。班固《汉书·艺文志》视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注解《道德经》，赞叹说：“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老子的政治智慧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其一，无为而治。“无为”是老子政治思想的总纲，按其本意，即是对事情不加干预，顺其自然，正所谓“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倡导的无为，并非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在自然的原则下不妄为，最后的结果则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无为，其对象是在上位者，就君臣来说，就是君无为，臣有为；就上下关系来说，就是上无为，下有为。其二，处下不争。《道德经》第67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主张处下，以“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之一。老子指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人当效法天之道，故“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的不争，不是消极退让，而是“夫唯不争，故无尤”，“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可见，不争只是手段、策略，“天下莫能与之争”才是结果，这与无为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无为而无不为。其三，公平公正。《道德经》第5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和宇宙万物按照客观自然的法则运转，道于万物并无好恶喜怒之情。圣人治理天下，也当法自然之理，对百姓一视同仁。《道德经》第77章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阐述天道的公平和当时社会上人道的不合理，提醒应该效法天道，以矫正人道的过失，做到合理均衡。老子还指出，“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强调公平公正，是老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特点。

　　老子思想蕴含高明的人生智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上善若水。老子用水喻道，并以此启迪人生。《道德经》第8章所言水之七善，包括三方面的人生意义。其一，生活态度：“居善地，心善渊”——低调、宁静。其二，处世哲学：“与善仁，言善信”——慈爱、诚信。其三，做事原则：“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灵活、高效。(2)身重于物。老子珍视生命，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为万物之灵，故可以与道、天、地并为宇宙中的“四大”，这是老子对人之价值的极大弘扬。(3)以德报怨。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只有能够做到“不善者，吾亦善之”，才是真正的“德善”，所以老子主张以德报怨。此点，确乃显示出了道家的宽阔胸怀和超越精神。以德报怨主要包含三层含义：其一，体现人生的理想境界，即道的境界。以德报怨是道的呈现，乃为大善。其二，重视感化。天道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落实为人道，就是劝善与宽容。其三，以德报怨，直在其中。相对于孔子的“以直报怨”，要做到“以德报怨”当然更加困难。需要注意的是，以德报怨包含了“直”的原则，如果没有了公直，又哪来德义呢？所以“以德报怨”是“以直报怨”的更进一层，而不是随意放纵恶的存在，丧失正义。

　　综上所述，《道德经》不仅揭示出宇宙万物的存在根源和规律，而且总结了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还洞悉人性的本质，由此提出从天道到人道的哲学思考，这是《道德经》之所以成为永恒经典的内在原因。

　　元代赵孟《老子》书法(局部) 资料图片

　　《道德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普遍性，因此为后人诠释与领会老子思想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战国韩非作《解老》《喻老》，开诠释《道德经》之先河，此后历代注疏者层出不穷，迄今仍然不断涌现，由此形成了内容极其丰富的老学。老学发展具有连续性与贯通性，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中华文化精神的塑造都有着重大的贡献。

　　老学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人可以根据政治、道德、思想领域的不同变化，不断地对《道德经》作出新的解释。例如王弼注老，突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并建立起了他的玄学体系。唐代以成玄英等为代表的一批道士则通过注解《道德经》阐扬了重玄之学。重玄学对老子思想的创造性阐发，既提升了道教的理论水平，促发了道教教义的转换，又为宋代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到了近代，以西方哲学观念来诠释老子之道成为老学的特点。如王国维在1906年发表《老子之学说》，认为“其说宇宙之根本为何物者，始于老子”。比王国维略早的严复所撰《老子评点》，同样立足于西学的视野释老。近代老学不仅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术平台，而且为理解、消化西方思想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

　　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发挥与运用，是历代老学的重要内容。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位皇帝先后御解《道德经》，体现出老子思想在治国安邦方面的独特价值。至于历代官员的阐发，如从唐代的陆希声到北宋的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不可胜举。到明代，还出现了官员群体解老的现象。近代魏源撰《老子本义》，认为老子思想的原旨就是黄老之学，老子的思想要义为治国平天下，是用来救世的。《道德经》的宗教诠释同样是老学的重点。《道德经》作为道教的最高经典，向来受到道教人士的推崇，并出现了许多以内丹理论解老的着作，内容涉及道教教理以及养生学、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个方面，颇多“不传之秘”，值得重视。至于以佛解老，有助于更清晰地阐明老子之道的深层意蕴。关于老子科学精神的揭示，是老学研究的新内容。李政道曾谈到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定律”颇有符合之处。老子强调直觉思维，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离不开直觉，如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灵感与直觉。”波恩指出：“实验物理的全部伟大发现都是来源于一些人的直觉。”老子思想与科学的相通，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更高的层面认识老子之道的思想价值与现实价值，还促使我们对道家文化精神进行重新思考。

　　可以说，老学的发展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和中华文化精神的生成，充分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老学，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呈现。

　　《道德经》是被译成外文版本和语种最多的中国典籍，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尼采说：“《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汤川秀树指出：“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将达到的状况。”国外哲学家、科学家对《道德经》的高度评价，显示出《道德经》的世界性影响。

　　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记载，三世纪时，《道德经》《列子》开始在百济、新罗社会中传播。在日本，古天皇圣德太子所撰《三经义疏》已明确征引《道德经》，由此可知《道德经》传入日本的时间不晚于隋朝。《道德经》传入西方世界始于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1651—1729)的拉丁文译本，1842年儒莲在巴黎出版了《道德经》的法文译本。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了英籍传教士湛约翰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的思辨》，这也是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1870年维克多·施特劳斯的《道德经》德文译本问世。二十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道德经》日益重视。保罗·卡鲁斯、理雅各、亚瑟·韦利、葛瑞汉、韩禄伯、安乐哲等英美汉学家的老子研究以及卫礼贤、瓦格纳、海德格尔等德国汉学、哲学大家的老学成就都值得重视。1989年，荷兰尼梅根大学克努特·沃尔夫教授对《道德经》西文译本总数做了具体统计：从1816年到1988年的172年间有252种译本问世，涉及17种欧洲文字。近现代以来，日本对老子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武内义雄《老子原始》、津田左右吉《老子研究法》等是代表性的成果。

　　《道德经》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表明，《道德经》是真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经典，并且这种影响力还在不断扩大。《道德经》已走出国门，世界需要《道德经》。

　　总之，《道德经》所蕴含的思想智慧，如道法自然的哲学宗旨，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上善若水的人生态度，知止不殆的处事原则，以德报怨的应世情怀等等，完全可以和现代社会相适应。这些思想具有跨越历史、连接现实、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恒久价值，充分彰显出道家文化的独特品格。全面梳理《道德经》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与历史影响，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老学通史》阶段性成果，原标题：《道德经》带给我们的文化自信，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 刘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