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研究专家仁钦道尔吉研究员与郎樱研究员的新着《中国史诗》，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诗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

　　《中国史诗》仁钦道尔吉郎樱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史诗”概念源自西方，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范例的基础之上，与抒情诗、戏剧并称为西方文学的三个基本类型。钟敬文先生认为：“史诗，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的一种规模比较宏大的古老作品，它用诗的语言，记述各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大事件，所以，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成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可以说，一个民族的史诗就是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几十年前，如果提及史诗，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与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蜚声世界的名篇。如果再询问一声：“中国有史诗吗？”大部分人会犹豫迟疑。即便在学术界，长期以来，也流行着中国没有史诗的观点。黑格尔就曾说过：“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民族史诗，因为他们关照事物的方式基本上是散文式的。”黑格尔的这一论断影响很大，西方对中国史诗的认识乃至不少国人对自己民族史诗的认识就长期停留在这一论断上。造成这种认识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史诗的概念源于西方，难以涵盖中国史诗传统；二是中国史诗书面化进程较缓，大部分史诗仍处于口传的活态形式，没有经典化；三是中国史诗研究起步较晚，大部分史诗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陆续被发现，对史诗的搜集、记录、整理与出版更晚，系统研究在新时期以后才真正展开，导致大家对中国史诗的认识不足；四是以汉民族的史诗形态定义中国史诗，忽略了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史诗事实。

　　事实上，中国不但有史诗，而且数量多，体量大，形态多样，远非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范例基础上的西方史诗观念所能涵盖。我国史诗主要存在于各少数民族地区，北方突厥、蒙古，南方壮侗、傣彝、苗瑶、藏缅等语族的许多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史诗，且数量难以估计。被称为三大着名史诗的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都是长达几十部之巨的大型史诗。从已搜集整理的情况看，《格萨尔》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如果全部整理出来，可能达到150万至160万诗行，从数量上已超过了世界几大着名史诗的总和。《江格尔》有70多部，10多万诗行；《玛纳斯》居素甫·玛玛依唱本就有8部，22万诗行。

　　此外，中国史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数史诗仍是以口头传诵为主，少数史诗被记录成文字，但也同时仍在被口传。换言之，中国史诗多数仍活在人们的口中，是口传与半口传的活态史诗，仍被广泛传唱和接受，仍在不断生长，仍在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要研究中国史诗，必须在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上突破东西方文明的藩篱，打破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古典诗学的史诗范例和诗学范式。

　　近几十年来，随着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中国史诗研究进展很快。中国从国家层面重视对史诗的抢救与研究，将史诗整理与研究多次列为国家社会科学重要规划项目。近年来，关于中国史诗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逐渐向世人展现出中国史诗的多姿多彩，国人与世界对中国史诗的认识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仁钦道尔吉与郎樱的新着《中国史诗》，无疑是这些研究成果中一部具有显着特色的着作。全书突出地表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体大思精，系统全面。中国史诗资源丰富，形态多样。往往一个民族的史诗，甚至是一部史诗，规模与容量就十分惊人，对大部分研究者来说，研究一部作品就已心力不济，更不用说对中国史诗作整体关照。而《中国史诗》的两位作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的结构方式，对各少数民族的主要史诗作了一次系统的梳理。

　　其次，对各民族史诗进行历史性考察，对有共同起源的史诗的发展进程进行纵向研究，揭示出了史诗发展的某些规律。作者对蒙古、突厥、壮族、侗族、彝族、傣族、苗族等民族的中小型英雄史诗以及我国三大长篇英雄史诗的形成、发展、流传及特点等均加以论述，为我们了解这些英雄史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三，采用类型研究的方法，对我国多民族史诗进行了深入的横向研究，从类型学上对各民族史诗进行整体归纳，为我们认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史诗的丰富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作者对各类型史诗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人物形象、结构模式等进行了论述，揭示出了英雄史诗的某些相似的文化背景与结构上的某些类型化模式以及主题上的某些共同母题。这类研究使数量众多、内容复杂的各民族史诗变得类型化、条理化与系统化，方便了读者和研究者全面系统把握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基本特点。

　　第四，多学科视角、点面结合的研究思路使研究更为立体。作者利用民俗学、文化学、语言学、文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与思路，对中国史诗进行了立体透析；利用民俗学视角对各民族史诗所展现出的民间信仰、祭祀仪式以及民族习俗作了考察；利用文化学视角研究了各民族各类型史诗产生的社会文化以及所反映出的文化价值；利用语言学视角对我国史诗进行了科学的分片分类；利用文学视角对史诗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以及场景设定等进行描绘；从传播学视角研究我国史诗的流传与演变。多学科视角关注，让研究更为深入和细致。

　　史诗虽然是诗，但更重要的是记载历史的诗，其文体特征归于诗，其内容却是历史。因此，对于史诗研究者来说，考究史诗所述的历史细节，探索其中的英雄化痕迹，可能也是需要研究史诗的学者努力去做的事情。对于仁钦道尔吉与郎樱合着的《中国史诗》来说，这一部分内容，可能还有继续探索的余地。不过，《中国史诗》规模宏大，吸收了数十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我国丰富的史诗资源，构建起了中华民族的史诗体系，完成了一次对民族集体记忆的梳理，可以看作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集成式巨着。

　　(作者分别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中华女子学院讲师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