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哲学思想进行阶级分析和理论分析,都要以对于哲学史料的正确了解为依据。如果没有充分的史料根据,那末,所谓思想分析就将成为“游谈无根”的臆说了。所以,对于史料的整理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工作。

　　今略述整理哲学史料的主要方法,分五个问题来说:(一)史料的调查与鉴别,(二)校勘,(三)训诂,(四)史事的考证,(五)史料的诠次。(编者按：今天主要谈第一个问题。)

　　史料的调查与鉴别

　　首先要进行对于有关史料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更须加以鉴别。

　　史料的广泛调查

　　研究哲学史,要尽可能地掌握全面的史料,要对于哲学史料进行广泛的调查、探索。中国古代把所有图书分为四类:经、史、子、集。其中子部主要是哲学着作和科学技术着作;经部之中也有哲学史料;集部是历代文集,也包含大量的有关哲学思想的文章;史部书籍中有“史论”,其中有关于历史观的见解。调查哲学史料,又可分两步,第一是泛观博览,第二是深入考察。

　　泛观博览,可从查阅图书目录开始,其次查阅历代史籍的论述,其次查总集类书,查古典注释。

　　中国古代的目录之学始于刘向、刘歆父子。刘向校书,着有《别录》;刘歆完成父业,着有《七略》。《别录》《七略》久已散佚,清代学者有辑本(参阅洪颐煊《经典集林》)。《七略》的大部分内容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汉书·艺文志》是周秦至前汉的典籍总目录。我们现在考察先秦学术源流,必须阅读《汉书·艺文志》。而后汉至南北朝的书籍,则着录于《隋书·经籍志》之中。考察后汉魏晋南北朝的着作名目,就必须查阅《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了唐代图书的情况。宋代的《崇文总目》是北宋政府藏书的目录。宋代藏书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记录了所见书籍的名目并加以简要说明,对于了解南宋图书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每一部书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介,论述了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年代真伪等问题。《提要》也有考据失实、评论不当之处,近代学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匡谬补缺,有重要参考价值。

　　图书目录仅能提供一个线索,仅读书目,还不足以确定书的内容。然而考察书籍的流传存佚情况,必须首先查阅书目。

　　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中,包含着名思想家的传记及历代学术界概况的记载,如《史记》中的《孔子世家》《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以及《儒林列传》等,都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汉书》的《贾谊传》《董仲舒传》《扬雄传》以及《儒林传》等,《后汉书》的《桓谭传》《王充王符仲长统传》等,都是重要的哲学史料。《宋史》设立《道学传》,将“道学”与“儒林”分开,体例虽不尽恰当,但保存了重要思想家的传记材料,还是有益的。《二十四史》中这类传记材料很丰富,不胜枚举。

　　纪传体的“正史”之外,还有专门的学术史着作。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是宋明理学资料的简编,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取材广博,内容丰富,可谓传统体裁的哲学史。这种体裁可谓之“学案体”,其体例是分篇记述学者思想家的学说,先列传记,然后选录重要学术着作和有关文章,传记和选录之中随宜略加评论。这是中国近古时代学术史的传统体裁,虽然叙述不够完整,但比较能够保存原始材料的本来面貌。

　　广泛调查哲学史料,除了阅读历代学者的着作和文集之外,还应查阅一些“总集”。宋李昉编的《文苑英华》、姚铉编的《唐文粹》、吕祖谦编的《宋文鉴》,都选录了一代着名文章,清代官修的《全唐文》则汇编了唐代的全部文章(不包括各种专着)。清代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周秦至隋代除专着之外的全部文章的汇集,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资料书,其中的一部分文章是关于哲学的。

　　总集之外还有“类书”,如唐欧阳询《艺文类聚》、魏徵《群书治要》、宋初李昉等的《太平御览》,都保存了丰富的学术资料。

　　汉魏以来,学者为先秦古典着作做注,常常借题发挥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如王弼作《老子注》《周易注》,向秀、郭象作《庄子注》,其中都包含了他们自己的哲学见解。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礼记正义》也包含自己的学术观点。宋代学者的“经注”,更常常是独出心裁,发挥自己的观点。张载的《横渠易说》、程颐的《伊川易传》,都是表述自己见解的重要哲学着作。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也都发挥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安石的《老子注》也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在“经注”、“子注”中发掘哲学思想是一项重要工作。

　　调查哲学史料,博览群书是必要的,这是一项普查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深入考察,对于重要学术着作必须细心钻研,务求了解其中的精义邃旨,方能确定其理论价值。如果没有一定眼光,即令遇到重要材料,也会轻轻放过。博览固然重要,深入考察、细心钻研更是必要的。

　　中国古代,除了天文、历算、地理、史学、兵法、医学、农学、艺术等等有专门书籍之外,有关哲学的与政治、教育、文化等的言论经常是萃于一编。汉唐以来,经学与哲学之间无明确界线,而天算、兵法、医学等书中也含有哲学观点。研究哲学史,既要注意哲学与政治、教育、文化思想的联系,也要注意哲学与政治、教育、文化思想的区别。就古代学术着作中选取哲学史料是一项细致而艰巨的工作。

　　辨伪与证真

　　战国时代,有些学者着书发表言论,不写明作者姓名,却以古人的名氏为题,这称为“依托”。《汉书·艺文志》云:“《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又云:“《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其实托古之书不止这两种,《艺文志》所着录的《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等等,也都是依托之书。这类书,题为某人所着,却不是某人所着,在这个意义上,可谓之“伪书”。《汉书·艺文志》所着录的许多依托之书现已不存了,但后来又出现了一些伪书。今存《鬻子》,不知是否《汉书·艺文志》着录的,但其为伪书则无疑。今存《邓析子》《尹文子》《关尹子》《子华子》《鬼谷子》也都是伪书。今存《列子》八篇,虽是古典名着,但决非战国时代的着作,也属于伪书。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经清代阎若璩的考证,已确定为伪书。明代所传《竹书纪年》也属伪作。这些伪书都是不可信据的。

　　明代宋濂着《诸子辨》、胡应麟着《四部正讹》,考辨了多种伪书。清代姚际恒着《古今伪书考》又作了一些补充。近代梁启超着《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总结了前人辨伪的成绩。张心澂《伪书通考》是历代辨伪考证资料的汇编。

　　战国时代的着作,大都是“一家之言”即一个学派的着作,并非单纯的个人专着。如《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汇编;《孟子》是孟子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合着之书。《管子》是战国时代推崇管仲的齐国学者的着作汇辑,其中包括了管子的遗说。《庄子》是庄周及其弟子、后学着作的汇辑。这些书都不能算做伪撰;但如看做一人的手笔,那就是泥古不化了。汉代着作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史记》是司马迁的名着,但其中包括褚少孙等续写的篇章。《汉书》是班固所着而由班昭续成的。至于扬雄着作则确是一人专着了。

　　姚际恒考辨伪书,有主观臆断之处。《四库全书提要》也判定一些伪书,有些论断事实上证据不足。清代及近代学者继续考勘,发现有些被判定为伪书的,实乃真书。最显着的例子是陆贾的《新语》和贾谊的《贾子新书》。关于这两部书,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作了详细的考证,以充足的理由证明《新语》确是陆贾原着,《新书》是贾谊论着的汇集。

　　这种改正“辨伪”的错误结论的工作,可称之为“证真”。辨伪应有充足的理由,证真也应有充分的证据。

　　辑佚与“集语”

　　有许多古书散佚了,在这些书散佚以前,许多别的书籍引用了这些书的文句,把这些被引用的文句搜集编排起来,可以略窥原书的梗概。这种工作称为“辑佚”。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遗书考》(《汉学堂丛书》)是辑佚的丛书,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包括不少辑佚的篇章。此外,单行的辑佚书尚多。

　　辑佚需要根据可靠的资料,如果资料有问题,则所辑难免有误。例如孙星衍辑杨泉《物理论》,系根据马总《意林》的武英殿刊本。而武英殿刊本《意林》把杨泉《物理论》与傅玄《傅子》抄混了,把《傅子》的若干条列入《物理论》,把《物理论》的几条列入《傅子》。这样孙辑《物理论》便出现了资料混杂的错误。叶德辉根据宋本《意林》辑录《傅子》,才改正了这个错误。有些学术史着作依据孙辑《物理论》来讲述杨泉的思想,就难免错谬了。

　　辑佚工作,清人做得不少,但是还有遗漏未做的。例如申不害的着作还缺乏完备的辑本。

　　有些思想家并无着作,有些思想家的着作被引用的不多,但是这些思想家的遗言遗事也曾经被人称述。把这些称述的资料汇集起来,也可以略窥这些思想家言论的一斑。例如杨朱并无着作,但《孟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有讲论杨朱的材料。惠施,“其书五车”,后来仅仅留下“历物”十事,而《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记述惠子的言论故事很多,汇集起来可以略见惠子学风的大概。

　　这项工作可称之为“集语”。孙星衍曾编《孔子集语》,把子史群籍中关于孔子的资料都汇集起来,足资参考。我们也可以把关于杨朱、惠施、关尹、宋钘的资料汇集起来。这项工作,近代学者已经做了不少,还可以做得更加完备。

　　(选自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作者系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 张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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