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故宫西南隅的武英殿一年一度的“历代书画展”开展。不论你在这个世上受了多大的委屈，心里有多少不平，但凡顺着林荫道，过了白石桥，跨过武英殿的门槛，眼中所见，皆是高雅脱俗的古画。在那不长不短的赏画时间里，你接触到的是中华绘画的顶级作品，与中国古代一流画家心灵对话，这足以让你忘记外界的纷纷扰扰，笑看红尘。

　　我由逆时针方向观赏着武英殿每一幅画，通常来说，我喜欢先大致浏览一遍，再寻找自己有兴趣的画作，细细琢磨，往往盯着一幅画能十几分钟，从全局到局部，越到细微处越见其妙，然后由远处体会其意蕴，揣摩作者用笔时心境和气魄。我记得，有一次看到明代徐渭的《水墨牡丹》，我内心惊叹，能画出这样“牡丹”的人，一定非常人，一定是类似梵高那种真正神经不正常的天才画家。当今世人皆把牡丹一味当作“富贵”象征，朝大、朝艳地画，而徐渭的“水墨牡丹”透着冰肌玉骨，用墨之巧妙、诡异，意境之殊洁，都不是一般人靠技法能实现的。无怪乎，清代郑板桥称自己“青藤门下走狗”(徐渭的号为“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借以表达他对前辈徐渭的满腔敬意。

　　这一次，徐渭的《黄甲图》和唐寅的《墨梅图》放在了一起，我坐在长椅上，对望着这两位明代画坛巅峰人物的名作，不禁思绪万千。以我对中国国画的观赏经验，明代文人画便是一个无从逾越的高峰，从“吴门派”始，到八大山人、石涛、弘仁、髡残这四位明末遗民为止，在清代“扬州八怪”以后，国画渐渐没落。再往后的，可看可不看，再好，也好不过明代了。而八大山人、“扬州八怪”都是徐渭画风的延续与发扬，可见，徐渭在中国画史上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在明代画家中，我最为亲近的是唐寅的好兄弟、“吴门四家”中的文徵明。文徵明的字画清雅文秀，既没有假道学痕迹，又自有一股正气在其间。文征明人如其字画，有着江南文人绵里藏针的傲骨，不为权贵作画，同时在感情上，忠于妻子，不像唐寅风流名声在外。古今中外，艺术家的才华往往与他的风流成正比，文徵明恰恰是一个例外，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例外。

　　历史上的唐寅远比传说中“点秋香”的唐寅命运“悲催”，20余岁时，家中亲人尽数病故，自己刚开始懂得要上进，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又被一桩舞弊案牵连，从此与仕途绝缘。画画，是唐寅的爱好、特长，也是他求生的技能。54岁时，唐寅穷困潦倒，与世长辞，死时，他将阳间等视于地狱，生无可恋。

　　比唐寅晚51年出生的徐渭命运比唐寅又坎坷许多，首先是庶出，然后又遭遇生母被卖的刺激，科举屡试不第，自己投靠的胡宗宪又垮了台，各种不顺，使他精神几近错乱，甚至干出杀老婆的事。艺术家等于疯子，这句话，用在徐渭身上，最是恰当不过。徐渭晚景亦是不堪，但只有经历了世间悲苦的人，才能体会到生命的玄机，才能“悲愤出‘艺术家’”。相对而言，太过顺利的人生，往往流于平凡，尤其在艺术领域难得有大作为。

　　徐渭的《黄甲图》，两支丰盛的荷叶下一只大螃蟹，那荷叶的色泽与螃蟹的灵动，都在徐渭的“戏抹”之下栩栩如生；唐寅的《墨梅图》淡雅清逸，比较规整。望久了，你便能感受到一个是真疯，一个是装疯，总之，疯癫成了徐渭、唐寅这种在现实中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

　　唐寅与徐渭，作画风格皆独树一帜，命运不济曾给他们的人生带来诸多烦恼，然而在国画上的深厚造诣却让他们的声名留传后世。

　　(文/乔宗玉)

　　原标题：在唐寅与徐渭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