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书院制度的移植始于明代，第一站是隔黄海、鸭绿江而与我相邻的“东国”朝鲜。朝鲜书院最有力的倡导者，是有“东国朱子”之称的李滉，他在当年请求创建书院的上书中就说：“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内有成均、四学，外有乡校，可谓美矣。而独书院之设，前所未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因此，他援引《明一统志》所载天下三百余所书院之例，提出了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的建议。“我东书院之作，委于嘉靖年间，逮至万历以后，朝宇之作，岁益浸盛，比邑相望”。从此，中国书院走上了移植朝鲜的征程，并由朝鲜而日本，而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李滉

　　一、朝鲜书院发展史

　　在朝鲜历史上，“书院”二字连用始见于新罗末年，此时正当我国唐末五代之际。据朝鲜《三国史记》卷四六《崔致远传》载，“崔彦为年十八，入唐游学……四十二还国，为执事侍郎瑞书院学士”。所谓“瑞书院”，是掌管国家机密事务的机关，并无教学授受的成分。高丽成宗九年(990，宋淳化元年)，设“修书院”于西京，“令诸生抄(诗)书史籍而藏之”。这与唐代长安、洛阳的集贤、丽正书院相类似，是整理收藏图书典籍的机关。到李朝世宗元年(1419，明永乐十七年)，颁布教令：“其有儒士私置书院，教诲生徒者，启闻褒赏”。此时，“书院”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词，并赋予教学功能。自此以后，朝鲜书院遂开始步入其450余年的发展历程。而这一段时间恰好在李朝(1392-1910)，因此朝鲜书院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李氏朝鲜的书院史了。

　　大致而言，朝鲜书院有祠庙和书斋两个源头，其始和中国书院似乎没有联系，独立发生。后来在援引中国书院制度，形成祭祀、讲学并重的“正轨书院”概念之后，才获得“比邑相望”的大发展。其发展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朝鲜李朝世系表

　　自世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419-1567，明永乐十七年至隆庆元年)，历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共十帝，凡149年，可视为朝鲜书院历史的第一期。是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宗元年(1506)以前的87年为第一阶段，书院从一个教学的机构发展成教学与崇祀先贤并重的文化组织。李氏朝鲜的教育由养士的学校制度与选士的科举制度二者支撑，运行到世宗时期，它出现一些故障。首先是科举紊乱，贵族子弟可以不经科举而入仕，寒门儒生则无此特权；即便是贵族子弟与一般儒生同时参加科举考试，中式的首先也是前者。这使得养士的学校失去吸引力。同时，兵曹(相当中国的兵部)规定，20岁以上子弟许属军籍，“军籍”的许多优待使在校学生尤其是寒门之士大多不专于学而喜于属军，这更加重了官学的衰微。官学式微，教育却必不可少，因此，朝廷就转向支持和鼓励民间兴学，企望其能填补官学留下的空缺。前面提到的世宗元年所颁布的褒赏“私置书院，教诲生徒”的教令，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而这种情势，也就决定了朝鲜历史上最初的书院功能是纯教学的，而且是处于一种替补官学教育角色的地位。

　　朱子白鹿洞教条

　　中国书院传入东土朝鲜的最明确的记录始见于《李朝世宗实录》，其二十一年(1439，明正统四年)九月甲申条载：“初，兼成均主簿宋乙用上书，请令各官学校，明立学令。命下礼曹，与成均馆议之。成均馆议曰：‘谨按：朱文公淳熙间在南康请于朝，作白鹿洞书院，为学规，其略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这是朝鲜史书上第一次提到朱熹所订立的《白鹿洞书院学规》。研究朝鲜书院的金相根先生认为，自此次“新提到宋朝的白鹿洞书院以后，就不再以‘书院’二字为代表单纯的教学之所”了，“当时人明白‘书院’不只是单纯的教学场所，而是奉祀先贤祠庙须在内的”，于是，“负有教学与奉祀先贤的双重使命，而奉祀先贤尤为重要”的“正轨书院”的概念得以逐渐确立起来。这种“正轨书院”，包括祠宇、祠、影堂、别祠、精舍、里社、里祠、影殿、庙、乡社、乡祠、堂宇、书院等14种名目。据统计，朝鲜计有这种“正轨书院”670所。兹将各书院按朝代和行政区划制作成表5.8、表5.9，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朝鲜书院时空分布的基本情况。

　　在上述670所书院中，真正以书院相称者为376所，占总数的56.1%。“正轨书院”概念的确立，标志着朝鲜书院相对独立发展格局的改变，自此以后，中国书院对其发展及其制度的完善都表现出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在这一阶段，像我国明代初年那样，书院并没有大的发展，整个半岛上仅有9所书院，基本上是每十年才有一所。因此，这一阶段只能视作朝鲜书院的原初阶段。

　　朝鲜国王实录

　　第二阶段，自中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506-1567，明正德元年至隆庆元年)，凡62年，是朝鲜书院大发展的准备阶段。中宗(1506-1544)以降，官学进一步衰败，中央成均馆(太学)及四学儒生“全不聚会，师长亦不勤教诲”，地方“乡校”更有“托名儒籍，年几六十而不识一字”者，基本上已经丧失其培养人才的功用及其在公众中的声望。有识之士认为，“惟有书院之教盛兴于今日，则庶可以救学政之缺” 。另一方面，李朝开国之初即以中国的儒教作为立国的政治指导，到中宗时期，受明代影响，则形成了建立祠庙以崇儒尊贤的运动。《中宗实录》卷三四载，中宗十三年(1518)十月丁卯，成均馆直讲林霁光上奏朝廷，其称：“臣伏见《大明一统志》，先贤祠无处不有，此崇德义以劝后来之美事也。我国家典章文物悉仿中朝，而独于祠庙之制盖阙如也，岂非圣治之欠典也。”是以，纷纷为号称“东方理学之宗”的郑梦周、“远绍梦周之绪，深求濂洛之源”的金光弼、“东方文献之首”的崔致远等朝鲜儒家学者建祠，以弥补这一圣治欠典，致使“祠庙建立运动成为后世书院发展上有力的原动力”。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才出现了教学与祭祀先贤两者兼具的第一所“正轨书院”——白云洞书院。

　　绍修书院(白云洞书院)

　　白云洞书院，后改名绍修书院，中宗三十六年(1514，明嘉靖二十年)，丰基郡守周世鹏创建于属邑顺兴县(今属庆尚北道荣州郡)的文成公安裕(后改名珦)故居，祠祀安裕，并集诸生肄业其中。有关书院的具体情况，《中宗实录》卷九五是这样记载的：“世鹏于珦之旧居为建祠宇，春秋享之，名曰白云洞书院。左右有序，以为儒生栖息之所。储谷若干，存本取利，使郡中凡民俊秀者聚食而学焉。当初开基时，掘地得铜器三百余斤，贸书册于京师而藏之，非徒经书，凡程朱之书，无不在焉。”这所集祠祀、教学、藏书于一体的书院，正合“正轨书院”的概念。因此，一般的研究者都将它看作是朝鲜书院的发端：朴尚万《韩国教育史》视为“东方书院之始”；李丙焘《国史大观》以其为书院“嚆矢”；柳洪烈《在于朝鲜书院的成立》认为，虽然白云洞书院之前有书院出现，但“所谓规模完成之书院，为白云洞书院设立以后之事矣”；金相根亦持白云洞为朝鲜书院“嚆矢”之说。

　　白云洞书院之所以被看成是朝鲜书院的源头，不仅因为它首先合乎祭祀先贤与教授生徒二者于一体，还在于它于中宗三十九年以安辅、安轴兄弟配祀院中，开书院主祀先师之外，配享从祀或追祀先贤之先例，以及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五年)李滉请得赐额“绍修书院”，而开朝廷赐额制度之始。此后，由于重要制度的确立，加之以李滉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家学者倡导于下，朝廷褒扬于上，第二阶段这62年的时间内，就新建了22所书院，比前一阶段增加4.2倍还强。其中明宗一代(1546-1566)，即建有16所，每年将近一所，显示出明显的上扬趋势，它预示着书院将在朝鲜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第二个时期，自宣祖元年开始，至景宗末年(1568-1724，明隆庆二年至清雍正二年)，历七帝，凡117年。这是朝鲜书院的大发展期。各朝新建书院的数目为：宣祖朝(1567-1608，明隆庆元年至万历三十六年)86所，光海君时期(1609-1622，明万历三十七年至天启二年)38所，仁祖朝(1623-1649，明天启三年至清顺治六年)57所，孝宗朝(1650-1659，清顺治七年至十六年)35所，显宗朝(1660-1674，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三年)70所，肃宗朝(1675-1720，康熙十四年至五十九年)287所，景宗朝(1721-1724，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二年)9所。以年平均数计算，各朝皆超过每年2所，其中以宣祖朝最低，每年2.09所，最高为肃宗时期，每年6.23所。其发展趋势，以肃宗时为顶点，成一抛物线状。抛物线的起点宣祖朝，比之前代是第一个发展高潮，恰与我国明万历年间书院发展的高潮同步。孝宗时，“书院渐盛，乡校儒生，咸皆书院”。到最高峰的肃宗朝，“书院之设，一道至八九十者，宫室之美，守护之盛，往往逾越圣庙”，可谓盛矣。此时正当清康熙时代，我国书院在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之后，也进入复兴时期。其后的景宗时代，不仅绝对数目大大减少，年平均数也跌至每年2.5所。而接下来的英祖朝，虽然有20所书院建立，但它统治长达51年，年平均数已降至0.39所。因此，景宗时代即可视为朝鲜书院大发展时期结束的标志。

　　这一时期，书院之所以大盛，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由于官府的提倡，这是非常重要的。具体来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朝廷大量赐额。这种“赐额书院”，也和我国的“赐额书院”一样，比一般书院多了一道“护身符”，其地位亦高出一般，而享有一种荣耀。因此，赐额制度形成之后，官府即充分利用它来鼓励、褒扬书院，大大刺激了书院的发展。如宣祖朝就有21所书院请得赐额，占新建书院总数(86所)的24.4%。显宗时期书院70所，赐额者43所，占总数的61.4%。第二，颁赐田土、布谷等，并免除所有学田的赋税。书院因此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使得书院的发展获得了完全的经济保障。第三，允许书院拥有完全免役的院奴。院奴的职责是做“院事斋事”和“耕作院田”。除此之外，“人不得役，官不得夺”。院奴数量则多少不等。国家规定数额，孝宗时为赐额书院7人，未赐额书院5人；肃宗时赐额书院增至20人，未赐额书院者则不定额。院奴的设置及其免役的特权，是书院正常运行的有力保证。另外还有派遣官员主持祭祀，赐予祭品、繁文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政府对于书院的提倡与重视。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因此形成了书院蓬勃发展的局面。

　　陶山书院

　　其次，地方儒林的热心创办，也是促成书院发达的重要原因。书院以教学与祭祀为两大事业，且尤重祭祀，各地士绅遂特别注意乡贤及先儒先哲的行踪，于其过化之地建院奉祀。据金相根先生统计，供奉于朝鲜书院的先贤竟达1300人之多，其中被2所以上书院奉祀者185人，5所以上者44人，10所以上者14人，而李朝宋时烈、李滉、李珥等则分别被34、31、20所书院同时供奉。此所谓“书院迭设”。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人士对于书院建设的极大热情。这种热情受到政府的鼓励，遂造成了书院文化在朝鲜半岛的盛行。

　　第三个时期，自英祖元年至高宗八年(1725-1871，清雍正三年至同治十年)，历英祖、正祖、纯祖、宪宗、哲宗、高宗六帝，凡147年，仅新建书院29所，是书院衰落并被裁撤的时期。书院兴盛之时，即隐藏没落之机。最大也最先出现的问题是“滥设”、“迭设”。仁祖时代，朝廷对此就有觉察，并提出了未经批准，不许另建书院的对策。孝宗时禁“私建”，肃宗时禁“迭设”，对违令者“论以重律”。然而屡禁不止，院宇愈设愈多。同时，书院本身也出现了霸占土地，集敛院奴，勒索“祭需钱”，私征“院保”(一种税金)，庇护罪犯，参与党争，以“儒通”、“清议”而干扰时政等种种弊端，对国家经济收入、兵役来源、社会安定都构成重大的威胁。书院既已步入没落之境，且无以为救，国家遂改变鼓励、扶持的政策，转而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整顿。

　　朝鲜英祖

　　英祖十七年(1741，清乾隆六年)，诏令“撤毁”书院300余所，此为大规模撤废书院之始。纯祖元年(1801，清嘉庆六年)，温阳郡、金山郡、石成县三邑儒生私设书院，受到“严勘”，其行政长官也受到“从重推考”的处分。哲宗九年(1858，清咸丰八年)，曾发布“华阳洞墨牌”，对引起官绅士民“切齿蓄怨”的华阳书院进行严厉处置，其行政长官福酒村被“永久革罢”。这些都是全面整治书院的先导。高宗二年(1865，清同治四年)，摄政的大院君力排众议，撤废素有“书院之魁首”的东万庙，开始了全面的撤裁行动。八年(1871，清同治十年)，终于发布“文庙从享人以外的书院及迭设书院，并为毁撤”的诏令。诏令称：“书院设置，始以前朝人文成公安裕之道学，有所寓慕，建院妥灵者。迩来无穷之弊，家家有院，且一人之四五六处建院，比比有之，各其本孙之周旋为家庙矣。本以尊贤之义，近作为先之事，且道学忠节姑舍，一次辅道之人，则每多建院与生祠，此非当然之事也。今此书院归正，既经远之谟也。予有尊贤之心，则迭设实非尊贤之本意，故如是矣。”令下，全国除保存47所书院外，各地书院均强行撤毁。兹将47所书院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李朝末年的朝鲜官员

　　至此，作为一种制度，书院在朝鲜已经基本完成其使命而开始淡出历史舞台。26年之后，高宗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改元光武(1897，清光绪二十三年)。又十三年，即纯宗隆熙四年(1910，清宣统二年，日明治四十三年)，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朝鲜本身也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

　　作者：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书院三十余年，人称“邓书院”。本文系邓洪波着《中国书院史》第五章“走向朝鲜：中国书院制度的移植”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