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着述繁多，先后涌现出明清“文艺复兴说”“早期启蒙说”“内在理路说”等重要研究范式，堪为显学。不过，对于乾嘉学术多数人要么评价消极，要么一笔带过甚至视而不见，乾嘉儒学有学术而无思想，是儒学发展史的一种倒退，几成学界定见。事实上，清代中期儒学在“琢磨程朱，光复孔孟”(陈确语)的旗帜下，无论是“由字通辞，由辞通道”的经典诠释方法论，还是“达情遂欲”的人道主义诉求，抑或是“道赅理气”的乾嘉新道论形上学，皆已超出了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原有轨范，形成了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形态。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指出的那样，乾嘉时代既是精于专业考据的知识分化时期，又是“儒教的民众化时代”，乾嘉学术不仅有考据之学亦有心性之学和经世之学。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称这一儒学新形态为“乾嘉新儒学”。

　　乾嘉儒学的四重理性

　　在乾嘉儒学研究领域里，余英时的“智识主义兴起说”与刘述先的“道德形上思维衰降说”，正好从正反两面说明了清代中期儒学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型。而儒家道问学精神之张大，并不只是“实事求是”之知识理性和“经之义存乎训”的考据学方法论的成长，其丰富思想活力要远超我们既有的定见和想象。乾嘉儒学的多重义理建构大致可以用四层理性来概括：

　　第一层是“实事求是”的知识理性。乾嘉诸儒坚持无征不信、多闻阙疑的怀疑态度，运用实证方法大力拓展名物度数之学，知识扩张、分化与独立运动蔚为大观。诸如语言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版本目录学、考古学等众多专门之学大都在20世纪成功转型为现代学科，依赖教育体制传授至今不坠。其中最难逆料的是，位列“四部”之首的经学却在乾嘉学术声势浩大的知识分立运动中被“分裂而入于数科”，最终解体。经学的不幸遭遇与其说是西方学科范式冲击的结果，不如说是在西方学术催化之下中国学术自身分化重组的结果。

　　第二层是“能知故善”的道德理性。在乾嘉道德哲学建构中，“生生不已”与“道赅理气”的天道论、“血气-心知”的自然人性论、“达情遂欲”的伦理学、“以情絜情”的工夫论、“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境界论等等，内容丰富，思想融贯。其中，戴震主张“德性资于学问”，将“挈矩之情”与“德性之知”结合起来以实现“达情遂欲”的道德理想，试图摆脱先验主义和绝对主义的道德独断论。戴震等人对于宋明以来“以理杀人”伦理异化之批判，在近代批判“礼教吃人”的文化反省运动中得到了延续。

　　第三层是“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理性。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历史考证学派，群体性地致力于“实事求是”，运用二重证据法，重新疏解历史文本，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在历史哲学层面上，主张“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纠正唯道德主义、唯心主义的传统史学偏颇，更加辩证地重新审视了历史褒贬的道德标准。

　　第四层是“以礼代理”的制度理性。无论是凌廷堪的“以礼代理”说中的制度性思考，还是庄存与、刘逢禄等人“异议可怪之论”中的夷夏之辨与新中国观，皆不仅相信可以通过理性来认知自然，也设想通过理性设计出一整套社会制度和规范，以形成稳定合理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为嘉道之际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的社会改革思维提供了制度性资源。

　　乾嘉儒学的四个论争

　　乾嘉儒学由考据而经世的再次转型，实际上自乾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其内部诸如汉宋之争、经史之争、儒释之争再加上晚近的中西之争，迫使儒学必须以一种新的面貌应对内在紧张与外部时局之挑战。这四个重大思想论争，不仅体现了这一时期乾嘉儒学的思想活力，也同时埋下了自身裂变的种子。

　　像惠栋、戴震等乾嘉学者尊许、郑，反程、朱，与姚鼐、翁方纲等尊重程朱理学、反对汉学之间构成了鲜明的汉宋之争。争论双方表面上是方法论的分歧，实质上是由于义理层面的深层冲突。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批评汉学家“训诂明而后义理明”是一种缺少诠释学循环的单向诠释，不为无据，可是他似乎没有充分领会乾嘉儒学有明显歧异于宋明儒学的义理建构。当然，不回应方氏的方法论诘难，乾嘉儒学似乎亦难以进一步深入和转进。

　　儒学在清代不仅是官方正学，也逐渐向下层民间普及，儒释之争在所难免。在乾嘉心性论领域，与正统性善论的权威性受到质疑相应的是，儒释会通与诸子学地位日益上升的“多元化”趋势十分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讨论和运用荀子、墨子、告子等人的人性论，或者站在儒释会通的立场上重新阐释儒学的心性之学。儒学对于佛学和诸子学的大胆开放，“实质上是相对于正统儒学的异端学派的崛起，是一种思想解放潮流”(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这种思想解放的气息当时在彭绍升、恽敬、龚自珍、魏源等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晚清以来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蔚为潮流。

　　经史之争，在乾嘉时期也迈入了新阶段。清代经学的内部压力主要表现为乾嘉经学中附庸蔚为大国的知识分立运动，其外部压力则主要来自于史学、子学和文学，尤其是史学对于经学义理及其研究方法上的解构性批评。中国传统经学与史学之间“悲欢离合的漫长旅程的尾声”，要以十八世纪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为典型代表。继章氏之后，龚自珍亦有六经皆史甚至诸子皆史之论。他们的目的不仅在于纠正尊经贬史的乾嘉学风，更意图通过为五经正名的方式“求六经之本原”，进而重塑经学体系和崇高地位并恢复经学的经世价值。

　　中西之争，本不在乾嘉儒学重点观照的视域之内，但它随着儒学外部环境的恶化而显得愈来愈重要，直接影响到儒学的近代命运。时至晚清，康有为等人在造就维新与革命等新思想时，仍旧大多采用了乾嘉儒学的考据学范式。即便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西风东渐愈来愈烈之际，乾嘉时期所奠立的儒学基调也没有改变，其全面整理国故的故事反而成为榜样，受到肯定。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章太炎的国粹主义，胡适的“科学方法论”和傅斯年的史料主义等皆与乾嘉学统存在着明显承继关系。尤其是在甲骨文、敦煌文书、殷墟考古等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中，乾嘉儒学的考据学功夫更是跨越了时代大放异彩。

　　乾嘉儒学的当下价值与不足之处

　　通过前述多种理性精神的综合运用，乾嘉儒学力图重塑出一套新型的理欲关系，以及能够融贯地解释自然-历史-道德的知识体系。这种一贯性知识体系之努力，是18世纪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维新尝试，体现了清代中期儒学传统的自我转化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它的理性诉求和思想论争不仅显着改变了传统儒学的哲学面貌、知识视野和社会理念，也为19世纪以来的思想变革准备了丰厚的土壤，应予其公正的评价。

　　众所周知，很多现实问题大都有着似曾相识的过去，大都能够从旧问题中找到线索。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里的古今、新旧之争，在前近代的中国大都长期存在着，并有过许多探索尝试的成败经验。乾嘉儒学作为中国迈入近代门槛的历史嫁接点，如果能够对其正本清源，对于当下儒学的返本开新和创造性转化无疑会提供助益。当然，乾嘉儒学从结果上看，它所存在的问题也许比其贡献还要多。它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和不足，虽然有些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但诸如学-思失衡、知-行分离等重大缺陷，不仅是乾嘉儒学的问题，也是当下儒学或者国学复兴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更是我们需要切实加以解决和避免的。

  (作者：孙邦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中期儒学的转型与流变”负责人、温州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