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由春秋战国以至秦汉，言语南北，意义异辙，篆隶兴替，文字歧出，一源十流，天水违行，需要有一种统一的文本，以使传之久远。熹平石经即应此而生。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固与今古文之争有关，但也与唐、蜀及北宋二体石经一样，是使用当时正体文字来统一经学文本，便于铨选与科举。南宋所刊石经，有高宗笼络群臣之意，清乾隆石经则成为高宗文治武功的标志。汉魏石经，几经迁徙，损毁沉埋，至唐初已十不存一，唯时六朝拓本尚存，犹能想其仿佛。迨及开元，仅存魏石经拓本十三纸，以致汉魏石经共刊几经，各经所用何种文本，皆已纷乱莫可究诘。宋赵明诚曾据北宋出土残石，着成校记，惜散佚无存；南宋洪适集录所存，着于《隶释》，但其后五六百年间，石经研究几成绝响。

　　清顾炎武等有感于元明经典文本歧出，始关注石经文字，杭世骏不仅补充、纠正前贤不足，并兼及唐宋等石经，拓宽了石经研究范围。臧琳对洪适《隶续》卷四所收《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进行分解，析出其中有三体石经《尚书·大诰》《文侯之命》《吕刑》文字，跨出了魏石经研究艰难一步。孙星衍、冯登府继臧氏之后，更分《春秋》和《左传》之别，并重新连缀石经残文，给人在视觉上感受到残石的形制。自洪适在《隶续》中云《仪礼》残碑“每行七十三字”，从文字校勘中凿破行款混沌，翁方纲循其思路，“于诸经所见残本下各记其每行字数”，可谓已撩开汉碑形制复原一角。

　　光绪十八年丁树桢得三体石经《君奭》残石百余字，让世人目睹了魏石经真面目。1916年，王国维取杨守敬所得《君奭》拓本比勘其古文字形。因为《君奭》残石行款俱在，遂推定魏石经每行皆六十字，着成《魏石经考》二卷。连累而及地梳理熹平石经的经数石数，依清人成果考定为七经；魏石经则依据其复原的《三体石左传遗字》图计算，推测当时镌刻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庄公中叶以前文字而止。经数与石数密切相关，他反复计算，最后定汉石经为四十六碑，魏石经为三十五碑。

　　汉石经用今文本，魏石经虽有《隶续》文字和《君奭》残石，但文本很难确定。王国维从《文侯之命》和《吕刑》之间容不下《文侯之命序》十五字，定其所刊为马郑本《古文尚书》。王氏对魏石经的前后两考，奠定了汉魏石经研究格局。其对汉石经的考证和认识，在逝世后由罗振玉来完成。

　　罗振玉于1929年开始纂辑《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循王国维复原石经的思路，对每行石经文字都计算其行字数，并重新考定《易》用梁丘本，《书》用小夏侯本，《礼》用大戴本。揭示今古文文本差异，如《鲁诗》和《毛诗》的篇次、章次乃至章节多寡都有不同，《二雅》分什有别，证实了九百年前赵明诚“篇第亦时有小异”之说；《仪礼》之记与传本文字亦有参差。至于各经书写款式，如篇题占一行，《易》卦文连书，卦画当一格之位不空格，《鲁诗》每篇、《春秋》每年、《论语》每章前都空格加点以示区别；各经每行字数虽有恒定而时有参差，并非一律；今文本与今所见传本字数多有差异等等，都非经目验残石悉心考证者所无法想象，不仅加深了世人对西汉文本的认识，更主要的是凸显了石经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为复原石经碑图奠定了基础。

　　张国淦完成《历代石经考》，适值罗振玉《集录》陆续印行，于是考验《集录》行款，于1931年着成《汉石经碑图》，将熹平石经排列成九十六碑，第一次主观展示了1700多年前的石经样貌。1937年孙海波出版《魏三字石经集录》，图示魏石经为二十八碑。张、孙二书之出版，标志着儒家石经这门学科基本建立。

　　石经学不同于石刻学，它局限于儒家石经而不包括其他各种碑刻；石经学不同于经学或儒学，它专指经学的石刻文本，是相应时代的标准文本而非一般抄本刻本。石经学是广义文献学的一个分支，但有其独特的内容。石经文本建立是在当时政治统摄下，由官方选定一种文本精校后，用当时正字(必要时兼用数体)书写、镌刻的定本，具体落实在字体、石数、碑制(篇题、行款)上。因其材质、书法导致其有拓本，故有书法研究之价值；因年代久远镌刻经数不明，故有历史考证之必要。儒家石经在宋代仅是着录与校勘，清代有意识从今古文文本、行款上去认识，但仍多局限于文献与文字字形考证。到王国维着《魏石经考》，才从经数、石数、经本、拓本、经文、篇题、古文、书法作全面考订，经罗振玉、张国淦、孙海波之努力，综合八要素成果，复原了汉魏石经碑图。马衡汇辑《汉石经集存》，在此之上又做了规整和增量工作。

　　石经学由研究汉魏石经而建立，可以辐射到其他五种石经的研究。其中唐石经、清石经形制具存，而蜀石经、二宋石经形制却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即就汉魏石经而论，张、孙所图远非定论。我国台湾地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屈万里着汉石经《易》《书》二书和其学生所撰《诗》《公羊》《论语》等残字集证，都是在张《考》马《存》基础上精益求精；吕振端《魏三体石经残字集证》也是在孙《录》基础上重新考证。20世纪50至80年代洛阳等地发掘出新汉魏石经残石，学者先后缀合考订，都有新的突破。

　　纵观八九十年来的石经学，缘其他学科相继兴起成为热点和石经书籍难觅等原因而显得沉寂。我们试图将所有石经拓本、题跋、专着、论文汇为一编，方便学界参考利用。在儒家简牍频繁出土的现今，汇集资料重振石经之学，意义重大。儒家经典文本，二千多年来因字体更替和传抄舛误，显得异常复杂。将七朝石经作为不同时代实物坐标，不仅楚简古文与魏石经古文相印证，可觇字形嬗变之迹；其文字文句文本与汉魏石经相校核，亦可窥两汉今古文文本之异同。锁定唐石经文本，朝前与敦煌残卷、《经典释文》、《五经义疏》和汉魏石经、出土简牍乃至汉魏六朝碑刻引经相校核，向后汇集宋刻本，尽可能参证蜀石经、嘉佑石经残石，则我们现今文本的流传、演变之迹大致可得。

　　张国淦、孙海波图示之碑式，石数、行款都已被新出残石和深入的研究修正或调整，其间有行款问题，亦有今古文文本之异，今可参据新出残石和简牍资料复核、校正汉魏石经碑图。由汉魏石经碑图推衍，蜀石经和北宋石经的碑图形制，以往少所涉及，近已有学者在这两方面作出努力。

　　集文献、文字、文本、碑刻、经义、经学史、历史于一身的石经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视野与路径。七朝石经是历史留存的儒家经典珍贵文物，蕴含着丰富的文字与文本信息。如何深入研究、恰当利用，是当今经学、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碑刻学值得深思的一个课题。

　　(作者：虞万里，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原标题：石径研究与石经学是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