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伦理文明的思想宝库中，中华忧乐精神始终是其耀眼的明珠。它从对“道”的追求和关注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刻情感，将个体生命价值同自己所属的国家、国民有机地结合起来，锻造培育出一种特有的民族精神，从而成为中华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忧乐精神是其忧乐观、忧乐意识和忧乐情怀的集中表现，表征着中华民族为什么而快乐，因什么而担心，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什么又是必须念兹在兹的伦理情感、价值眷注、性灵胸次、精神境界和道德追求，灌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理性、哲学智慧和文明机理，在中华伦理价值体系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乐得其道”与“恐失其道”：忧乐精神的原点

　　远古先贤们认识到，贯穿于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的“道”既是可以体悟和觉解的，又是很难真正把握和成为己有的，并于“得道”之快乐的同时产生了“失道”的忧患，形成了特有的“乐得其道”和“恐失其道”的忧乐精神。周人提出的“敬德保民”以及对殷鉴所形成的忧患意识是其忧乐精神的集中表现，周公之“临深履薄”和《易》之“明于忧患与故”，凸显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伦理眷注，而其抽象的本质则是对“道”的认识、觉解和把握。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则有了对“乐得其道”和“恐失其道”的辩证性思考和价值性探求。孔子明确提出了“君子忧道不忧贫”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命题，颜回则用实际行动确证了“安贫乐道”的伦理意义。老子将“道”视作长生久视的本体、母体和始基，认为人只有尊道贵德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存、发展和安全，并主张复归于道和与道合一。圣人之乐在于乐得其道，其忧在于恐失其道。宋明诸儒深刻阐发了形上之道的内在价值，“忧道学之失其传”之情溢于言表，强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为儒家圣圣相传的伦理意义，浸润着一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和忧乐精神，并主张“寻孔颜乐处”，把求道、悟道、体道和弘道视为人生幸福的根蒂并把实现天下有道视为人生应有的价值追求。

　　“与民同忧乐”：忧乐精神的核心

　　中华忧乐精神在形上层面集聚于对“道”的孜孜以求或失却上，而在现实的政治关怀和伦理秩序上则指向“与民同忧乐”的伦理精神建构。在儒家看来，得道与得民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道”作为一种天下公理，本质上与民心向背是相契合的。孟子在总结“桀纣之失天下也”的原因时指出“失其民也”，并认为“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由此出发孟子得出了“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结论，系统阐发了“与民同忧乐”的王道思想。孟子见梁惠王时，大胆批评梁惠王只能“独乐”而不能“与民同乐”，并说古之“圣王”无不“与民偕乐”，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他以文王建灵台灵沼为例，说明只有“与民偕乐”，才能“乐其乐”。孟子忧乐观以“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为显着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先忧后乐：忧乐精神的价值呈现

　　中华忧乐精神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层面始终充满着群体至上和群体优先的性质，强调个体的忧乐意识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赋予这种先忧后乐以民族德性和美德伦理的意义，从而为个体成员的尊道贵德、修道成德开启了通途。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借助“乐得其道”和“恐失其道”的“道论”及忧乐情怀，阐发了国家社稷和芸芸众生价值的至上性和伦理的合理性，为江山社稷的保护与建设、民生伦理的改善注入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先忧后乐”作为中华忧乐精神的基本旋律，彰显了个体与天下伦理关系的次序，强调个体只有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伦理精神，才能真正成就一番功德圆满的人生志业。

　　此外，中华忧乐精神的理性化、情感化和价值化还使得中华民族发展起了一种独特的忧乐文化，而其忧患意识、乐感文化、悲悯精神以及宋词中“豪放”与“婉约”互补共振的伦理品质无不是中华忧乐精神的生动体现及其意义构成。

　　中华忧乐精神凝聚着忧乐观的精华，表征着中华民族“忧道”“乐道”的价值旨趣和伦理追求，并通过以民为本、天下为公、公忠体国、利济天下的伦理情怀和道德操守体现出来，成为促进国家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原。

　　以“道”为原点、以“敬”为基础、以“仁”为内涵的价值建构

　　中华忧乐精神集聚于“道”上，并借助于“敬”“仁”“礼”等价值观念得以呈现，有一种追寻原点、夯实基础、充实内涵的价值建构特质。忧患意识在周初表现为“敬”，此后则融入“礼”，尔后更升进为“仁”。敬畏天命人道，仁爱天下苍生，礼赞道德价值，既是中华民族感到心灵充实的快乐源泉，也是其忧患意识的价值集结之所在。此种意义上的忧乐同体共源使得中华民族发展起一种特有的“乐感文化”和忧患意识，积淀为一种珍重历史、注重现实和面向未来的价值基质，故此能够“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充溢着对“道”的孜孜追求与价值坚守，开掘出有限生命的无限价值，从而使个体生命获得一种精神的依持和动能的支撑，成就合乎群类本性的伦理人生。

　　以民为根本、以公为要义、以国为依持的精神追求

　　中华忧乐精神的实质即是忧国忧民。“哀民生之多艰”以及对百姓生活的关注是中华忧乐精神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对“民谟”“民苦”“民饥”和“民彝”等的深切体悟、同情和对人民在历史发展中地位的肯定，既体现忧乐情怀的深刻性，又吐露出民本主义的伦理光华。忧民联通着忧国，因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忧国是人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前途命运的深刻关注和价值眷注。明末清初王船山所言的“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反映了忧国的不同层面或性质。中华忧乐精神将忧国与忧天下联系起来加以关注，体现了一种“天下为公”的伦理价值追求或“公天下”的伦理特质。

　　“不以物喜”的禀赋、“不以己悲”的情怀与“先忧后乐”的德操

　　中华忧乐精神建构起来的是一种个体成员自觉地“尊道贵德”“志道据德”的忧乐观，是一种自觉地融己于群、以国家人民和天下为重的伦理观，建构起来的是芸芸众生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民族伦理精神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敦勉个体成员成就“不以物喜”的品格，培育“不以己悲”的情怀，形成“先忧后乐”的德操，为个体成员实现自己的幸福人生和伦理价值提供了本源性的动力和目标性的引领。在中华忧乐精神的陶钧中，中华民族的大道哲学、大德伦理以及天下意识、国家情怀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为中华文明的绵延性发展和创新性传承注入了一种源头活水的滋润与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这里提到的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献身精神莫不与中华忧乐精神密切相关，或者说是中华忧乐精神的集中体现。

　　新的历史时期，弘扬中华忧乐精神，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继承和发扬中华忧乐思想和忧乐观，有助于培养共产党人“在党忧党”以及爱国如家的精神。我们的党和国家虽然现在一扫过去的耻辱与患难，但在新的征程中依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考验，迫切需要有一种深刻高远的忧患意识和报国情怀。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少数个体成员执着于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诉求的现象，使得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一种被稀疏、被搁置的倾向，而如果任凭这种被稀疏、被搁置的倾向无限蔓延就会酿成巨大的家国悲剧。因此，弘扬中华先忧后乐的伦理精神，对于我们培育新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本根性的伦理价值。

　　继承和发扬中华忧乐思想和忧乐观，有助于培养共产党人“权为民所用”和利泽民生的情怀。“忧民”实际上是检验一个党员干部官德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永恒的政治话题。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我们共产党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大小，都是在为人民服务，都需要有忧民所忧的情怀，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多为百姓谋福利，才能真正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

　　继承和发扬中华忧乐思想和忧乐观，有助于培养共产党人敢于担当、敢挑重担的优秀品质。中华忧乐精神内含着深刻的使命意识、担当意识和攻坚克难意识，要求人们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主体性、不敢懈怠的进取精神去干事创业，始终把担当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头，用务实之举、谋实之策、踏实之行去推动历史前进、文明发展。

　　继承和发扬中华忧乐思想和忧乐观，有助于培养共产党人居安思危、拒腐防变的意志和能力。领导干部应当常怀忧患之心，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要始终保持“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的强烈忧患意识。

　　(作者：王泽应，系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16JZD007］成果，原标题：中国人的忧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