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联社报道，7月24日韩国文化遗产厅遗产委员会决定，将9座朝鲜王朝时期的儒家书院遗迹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计划2018年1月提交申请。有报道称，早在2015年，韩国就提出过书院申遗，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回执认为，韩国的儒家书院未能显示出与中国及日本书院有显着不同，且书院周边不属遗产范畴。

　　相较于过去因韩国为端午祭、孔子等申遗所激起的强烈反应，此番书院申遗，中国民间似乎淡定了不少。一方面，尊重本国历史文化及其留存遗迹，并以申遗方式对其进行必要保护，原本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在韩国、日本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局地传播、发展，形成儒家文化圈，是有史有据的客观事实，不会因某国“抢注”而改写历史。中韩之间在申遗项目上存在相同或相似因素很正常，无需动辄“民族主义”。理性回归，是文化真正自信的前提。

　　然而，韩国儒家书院申遗的行为，也并非无关国人痛痒之事，至少当有所触动，有所启发，反躬自省中国书院的保护与发展。

　　据邓洪波教授《中国书院史》介绍，中国的书院肇于唐末，兴于两宋，至明清已十分发达，数千所书院遍及全国各地。至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传统书院才走向衰落。应该说，书院制度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一大发明，其人文教化、移风易俗之功，名为“补官学之不足”，实则贡献巨伟，在教育、学术、藏书、出版等方面为历代输送过大量精英人才，是儒家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最重要场所。

　　而中国书院制度走出国门，始于明代，第一站就是邻国朝鲜。朝鲜真正所谓学校制度的书院，是在李氏朝鲜中叶的中宗三十六(1541)开始出现的。号称“韩国儒宗”、“东国朱子”的李滉(退溪先生，1501年—1570年)，就是朝鲜书院最有力的倡导者，他曾上书请求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我东书院之作，委于嘉靖年间，逮至万历以后，朝宇之作，岁益浸盛，比邑相望”，“兴书院之教于东方，使可同于上国也”。李退溪还参与了白云洞书院、伊山书院、迎凤书院、易东书院、研经书院等众多书院的建立。今天韩国千元纸币上，还印着他的头像。

　　1000韩元纸币正面的李滉(退溪先生)像

　　1000韩元纸币背面的陶山书院图

　　据金相根的《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统计，李氏朝鲜共有书院670所左右。1871年，朝鲜颁布诏令，“文庙从享人以外的书院及迭设书院，并为毁撤”，除保存47所书院外，各地书院均被强行撤毁。至此，作为一种制度，书院在朝鲜在基本完成其使命后淡出历史舞台。

　　再反观中国，据邓洪波介绍，尽管受清末废科举、改书院为学堂的政策影响，传统书院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很多甚至被拆毁。但截止2011年底，1901年前创建的传统书院，仍有674家还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活动。既然中国的传统书院无论在历史、规模、制度还是影响上都更有优势，为什么没有抢先申遗？是没有想到，还是不具备相关条件？另外，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传统书院和现代书院开始大幅活跃起来，并且吸引了民间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那么，面对韩国书院申遗的这一行为，中国书院又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

　　2017年8月8日，中国书院学会年会暨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坛在京举行，利用会议的间隙，中国书院学会会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接受了凤凰网国学频道主编柳理的独家专访。以下为访谈实录：

　　朱汉民教授接受凤凰国学专访

　　儒家书院应名列人类文化遗产的大家庭

　　凤凰国学：首先是关于韩国书院申遗，目前这个事在国内所产生的反响不算很大，对于韩国书院申遗的专业回应和看法也不算太多，您作为中国书院学会会长，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汉民：这次在北京开的中国书院学会年会是我们第四届了，正好韩国正式提出了韩国儒家书院申遗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民众中间有一些反响，但不是像过去端午节那样反响强烈，我认为跟大家对书院的了解有关系。

　　我个人的态度，以及从跟书院相关的专家学者、领导们的交流来看，一方面，书院文化遗产申遗本身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书院确实是人类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它代表一种典型的独特的人类教育模式。人类有很多教育模式，包括古希腊教育、中世纪经院教育、伊斯兰教育、佛教教育等等。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就是以书院最为典型，书院教育在儒家教育体系中是最完善的一种，是儒家教育发展到一定的高级阶段的产物。

　　儒学本身是在各种文明中最重视教育的，因为它是通过知识理性、关怀现实，以及培养士君子人格、社会精英人物来为社会服务的这样一种理论和学说，所以它从来把教育看得特别重要。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教育学着作主要是儒家经典，像《学记》《大学》这些，本就是在讨论教育。假如把儒家讲作儒教，我认为教育就是儒教最高的教义，而且儒家以培养“成人”、“完整的人”为最终目的，所以儒家的这种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经过长期发展，到唐末时期开始出现萌芽、到宋代成型的这种书院体制，应该是代表儒学的最完整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的结合。特别是在现代，西方教育理念被过度运用，过分强调功用理念，将教育等同于知识，那么需要我们来思考和发掘书院教育的传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儒家书院应该是在人类文化遗产的大家庭中间。我们知道有那么多的寺庙、教堂都是人类文化遗产，而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名称未存在于文化遗产名单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遗憾的事情。

　　中国“四大书院”邮票

　　韩国书院申遗中国的高层管理者应高度关注

　　朱汉民：那么这个事情要由谁来承担？这就提出第二个问题。

　　韩国书院申遗，我们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是，儒家书院是在中国缘起。那么一千多年以前，应该说我们经常讲中国是儒释道文化，而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文化、主流文化，在历史上，它(书院)本身代表的是儒家教育的典型形态，不仅仅是在内涵上这么丰富，而且它的数量是非常广的。从唐宋元明清大概一千多年，统计口径不一样，有的说五千多所(指中国书院数量)，有的说六千多所，有的说七千多所，至少几千所之多，也就是说几乎每个省份都是数百所、百所以上，特别是那些发达地区。分布这么广的书院，比过去的包括寺庙啊、教堂啊，分布得都要广。另外一个，它时间也要长，一千多年之久，在中国，而且对中国影响也特别巨大。在历史上，可以说宋元明清大量的读书人，特别是很多优秀的读书人，都是在书院受教育，或者在书院讲学。现在我们经常讲到的宋代的宋学，或者明代的阳明心学，包括清代的乾嘉学派，他们都和书院紧密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样一种土生土长、发源于中国的教育制度，承载着儒家教育理念的教育制度，到了明代之后才开始向中国的周边地区传播，传到韩国，也传到日本，也传到新加坡，也传到越南，整个东亚地区。大量的儒家思想就通过书院的形式传播到各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一直强调中国是书院的源，但是周边地区也很重要，也是代表儒家文化的一种形态。

　　所以我们这次所谈到这个申遗的时候，我其实在好些年前就一直关注到这个申遗的问题，我也在几个场合呼吁过，中国应该把书院这样一个群体列入到我们国家文化战略中去。因为东亚儒家文明，中国是核心区，其他像越南、韩国、朝鲜、日本都是边缘地区，当然他们也是代表者，也是有儒家文化。但是核心区本身就有这么多的优秀书院，上千年的书院，白鹿洞啊，嵩阳啊，岳麓啊，这些都是一千年的书院，他们本身就和本地的文化早就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但是没有作为儒家书院这样一个体系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这一点非常遗憾。我认为，韩国提出来的话一方面是一件好事，就是让大家关注。韩国意识到这件事情了，他们提出来了，重视儒家书院，这是一个好事。

　　第二，我认为要引起我们国内从事文化遗产的首先是管理者、高层管理者的高度关注。这个事情包括在今年上半年开关于儒家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研讨会上，方案中谈到要把孔庙联合起来申遗，我就说书院更应该作为一个文化遗产来申遗，要联合起来。

　　我从儒家重视教育这一点上来说，书院是儒家教育的典型形态，其实我也意识到了韩国可能会提出申遗。倒不是因为他们提出来才意识到，在此之前，前几年，我就在各种场合提过申遗的问题。那么后来这两年开始，我听到说韩国要申遗，我当然更着急，我也咨询过相关的文化遗产申遗，那就是我们国家高层有很多的申遗预案在那里，有很多很重要的文化遗传，包括自然遗产，但是根据规定，一年只能申报一个，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一个先后问题，特别是一些文化遗传，尽早列入才有利于尽早保护，也有利于其现代价值的统管。

　　白鹿洞书院

　　中国的书院更多更久为何推不动？

　　凤凰国学：我们的书院申遗工作没有进入政府迫切的排序中来，是不是也跟这些书院现在的保护情况有关呢？国内现在书院的保护状况是不是也符合申遗的条件呢？

　　朱汉民：申遗，当然有相应的条件保护。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作为中国书院或儒家书院的一个整体去申遗，得选择一部分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最有代表性的着名书院联合起来，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都纳入其中，合乎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件的都可以纳入这个体系中，然后作为一个整体去申遗。至于个别不合乎的书院可以不纳入名单，这不影响申遗，不影响它作为一个整体。韩国也是以九所书院而不是所有书院申遗的，九所最有文物价值、文化价值同时保护得很好的书院为代表。我们也一样，应该以我们保护得最好的一批文化遗产去申请。原来有些地方申遗，古村落包括一些风景名胜，因为里面的破坏严重，管理不善，甚至在申遗之后又有人为破坏，无非是需要整改。我认为通过申遗的工作可以促进保护，有很多是我们去申遗，发现我们的条件不符，但文化价值很高，我们就可以根据条件做相应的保护规划。我们过去保护的意识不强，包括我们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省级文物单位也是一样的。原来没有列入保护单位，它的条件是完全不够，一旦列入之后，就必须按国家重点文物的标准，周边该拆的要拆，它的保护规矩，包括不能有一些其他的单位入驻，等等。相应的条件是我们可以根据相应的条例创造。

　　岳麓书院

　　凤凰国学：那也就是说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如果中国书院联合起来申遗，可能性还是有？

　　朱汉民：如果我们国家的申遗规划有意识的把中国书院列入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三所书院，已经合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件，只是它们是以庐山、“天下之宗”嵩山或武夷山的名义列入的。那几所我们可以重新纳入规划中，再把其他的同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同样保护得比较好的书院纳入其中，然后整体申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凤凰国学：如果我们国内联合起来申遗的话，您还是比较乐观的吧？

　　朱汉民：我不乐观是因为中国文化遗产太多，现在各个地方的政府(对于申遗)积极性很高，都在努力推动这样的工作。几乎所有的申遗都有政府申遗办公室，有政府的一个整体力量来为申遗做大量的工作，一个是内部整治的工作，另外一个方面要动用大量的资源向国家去申请。但是书院是比较缺乏强有力政府行政资源的，这是和其他的申遗不太一样。书院的特点是散落在各地，而且它的保护单位完全不一致。所以这两个是我们的缺陷，书院散落在不同的省级文物单位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不同的部门管理，比较分散，就很难形成一个合力来做这样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