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着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

　　专栏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王莽(前45-公元23)之得以致身通显，主要是因为他的外戚身份。汉元帝刘奭的皇后王政君，是他的亲姑妈。元帝死后，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王氏家族因此而得势。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对于外戚，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一个是从家族伦理上讲孝道，新皇帝即位，理应推恩于母后的娘家人——外戚家族。另一个是从政治伦理上讲治道，为了防范外戚干政，不可给予他们高位和重权。两种理论，各有道理，互相矛盾，就看皇帝个人的政治决断和实际操作了。

　　王莽

　　王莽的发迹

　　汉成帝刘骜做太子的时候，父皇对他并不满意，王皇后也不得宠。元帝宠幸的傅昭仪和冯昭仪各生了一个儿子，元帝几次想改立次子刘康为嗣，多亏母舅王凤和另一外戚史高(宣帝刘询的至亲)鼎立维护，刘骜才没有被换掉。成帝即位之后，对于几位舅舅特别关照，同日封侯。可是，这里面却没有王莽的父亲。因为王莽的父亲王曼早亡，没有赶得上王家发达的时候。王莽的几位堂兄弟和姑表兄弟，凭借着父亲或为将军、或封侯爵的荫蔽，一个个追逐时尚，竞为奢侈，“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唯有王莽“孤贫”，神气不起来。可是王莽的社会名声最好。

　　史书记载，年轻时的王莽“折节为恭俭”，是一个谦卑好学的青年。他刻苦攻《礼经》，拜沛郡的陈参为老师，“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穿的像普通学生)。王莽孝敬寡母，奉侍寡嫂，养育孤侄，尽心尽力。在待人接物上，他“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人缘和口碑都极好。大伯父王凤病重期间，王莽侍汤奉药，蓬首垢面，几个月都衣不解带，比王凤的儿子还孝顺。身为大将军的王凤，深受感动，临终前极力向皇太后和成帝推荐王莽。皇帝给了王莽一个黄门郎的小官，这一年他28岁。

　　王莽在后来的仕宦生涯中，继续牢牢把握住了两条升迁秘诀，一是结名士造势，二是傍叔父升官。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请求皇上把自己的封邑分给王莽，许多“当世名士”也都为王莽说好话，使成帝觉得王莽确实是个人才(“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可是，他“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王莽广散钱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汉书·王莽传上》)在位的人都乐于推荐他，不在位的人也都传播着他的好。

　　王莽的真正转折是从扳倒表兄淳于长开始的。淳于长是王政君姐姐的儿子，于成帝为姨表兄弟。王太后当初不赞成立赵飞燕为皇后，是淳于长给姑妈王政君做了思想工作。为此，成帝对淳于长颇有一份感激。其时淳于长已经位居九卿，地位在王莽之上。大司马王根病重，淳于长是热门的继任人选。可是，淳于长为人不检点，与被废黜的许皇后之姊通奸，还在书信中戏弄许皇后。大司马王根病重，淳于长自以为不久就可以接位，在外面胡乱吹嘘，封官许愿，惹得王根颇不高兴。王莽搜集了淳于长的一切丑事，并且捅了出去，又在王根面前挑拨离间。结果淳于长吃了官司，王莽在王根的力荐下，顺利当上了大司马。

　　资料图

　　王莽的新朝

　　公元前七年，王莽以大司马辅政大约一年，汉成帝因为淫欲过度，死在宠妃赵合德(赵飞燕之妹)的肚皮上。成帝无子，侄子刘欣(前25-前1年)即位，是为哀帝。哀帝的祖母傅昭仪和母亲丁氏家族成为新贵，哀帝的宠臣董贤为大司马。王政君主动让老对手一头(元帝时，傅昭仪曾与王政君争宠，傅昭仪的儿子刘康也曾经是太子刘骜的竞争对手)，王莽也被迫下野。哀帝在位的七、八年时间里，外戚傅家、丁家以及新贵董贤家族，疯狂地聚敛财富，掠夺百姓田地。与王莽的折节下士、清贫廉洁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

　　哀帝驾崩，太皇太后王政君立即取回玺印，召王莽入朝。董贤被杀，王莽执政，获得朝野的欢迎。新皇帝平帝(公元前9年-公元后6年)即位时，年仅八岁，王太后名义上垂帘听政，实际政务操之于王莽之手。经过六年的经营，王莽依然是通过沽名造势、讨好王太后的老办法，一步步掌控了朝廷权力。公元六年，他担心日渐年长的平帝亲政后，会不利于自己，乃暗中毒杀了15岁的平帝(也是王莽的女婿)，自任“假皇帝”。两年后，王莽废汉自立，改为新朝。

　　新朝一共有15年的历史。王莽执政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集中在财税(五均六筦)、货币、土地(王田制)、人力资源(奴婢问题)等方面。如何评价这些改革，是历来王莽评价中的重点。

　　王莽发行的货币

　　王莽的货币改革

　　货币改革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他正式登基前(公元7年)的事。改革的内容是在流通的五铢钱外，增发大面值新币，包括两种复古的刀形币(错刀面值五千、契刀面值五百)和一种圆形币“大钱五十”。面值很大，分别是传统五铢钱的十倍、百倍和千倍，可是，重量并不与之相匹，例如“大钱五十”，实际重量只有12铢，却当50枚五铢钱。有人融化掉五铢钱，改铸成新币，获利千倍百倍。

　　市场的混乱促使王莽在即位的第一年(公元9年)，进行第二次币值改革。废除五铢钱和刀形币(面值五百和面值五千两种)，只是流通“大钱五十”，另增加发行一铢的小钱，于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的价值一下子减少了许多。出现通货紧缩的混乱。

　　市场的钱不够用，激起了王莽进行最为奇葩的第三次(公元10年)币值改革。王莽改钱币名为“宝货”，分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说宝货的材质由金、银、铜、龟、贝五种材料组成；“六名”是说宝货的规格共有金货、银货、龟货、贝货、货泉和布货六种；“二十八品”是说宝货的种类分为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货泉六品、布货十品，总共28种样式。各种名品的货币，价值不一，最高者黄金一品，值万钱，布钱大的值千钱，泉货小的值1钱。如此复杂的货币，除了引起市场混乱，没有任何作用。

　　王莽最后一次货币改革，发生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这次改革依然保留了金银贝泉布等货币形式，但主要是修正过去面值与实际价值不相符的问题。由于不同材质(金银铜布)之间的货币价值，很难调节到位。有些措施，比如大钱五十，减为值一钱，贬值过快，平白让不少百姓遭受巨大损失。

　　王莽的王田制

　　王莽即位伊始(公元9年)，立即推出田制改革法令。法令规定：一、全国土地改称王田，用这种形式收归国有，禁止私人买卖。二、丁男通常占田不过百亩，有田之家若丁男不足八口而占田超过一井(即九百亩)者，要把限额之外的土地分配给亲族邻里。三、没有土地的家庭可以按丁男百亩之数授田。

　　早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对策中就提出限制占有过多土地。汉哀帝之时，师丹等人的议论，直接针对汉末土地兼并的积弊。孔光、何武等甚至根据师丹的建议，制定了一个具体的“限田”措施，但是由于大司马董贤和哀帝外戚家族傅氏、丁氏大量占有土地，从中作梗，不了了之。王莽要废除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的制度，收归国有，使耕者有其田，缺乏起码的操作性。

　　毋庸置疑，王莽的王田制，直接打击的是大土地所有者，改变“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的现状。不否定汉代有一些类似卜式这样善于经营的劳动致富者，但是，真正广占良田的富人，恐怕是那些武断乡曲、有官府背景的豪族，或者干脆就是贪官污吏、王公贵族。武安侯田蚡曾经公然要夺取已经失势的魏其侯窦婴的良田，与此可见一斑。哀帝时孔光等的限田令，直接针对的就是“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受到抵制。现在王莽的“王田制”更为激进，没有资料表明，王莽何德何能，依靠何种力量，能够推动这场触动土地私有制度的改革！

　　王莽的财税改革

　　即所谓“五均六筦”政策。“筦”是“管”的异体字，即管制的意思，“六筦”就是指国家对六个方面的经济活动实行管制。王莽的诏书提到“六筦”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管)之。”(《汉书·食货下》)

　　前三筦是对盐、铁、酒等三种重要物品的生产和流通进行管制，国家垄断专营。这些都是百姓日用生活品，不许私家染指。盐、铁专卖都是沿袭汉武帝时期桑弘羊主持的经济政策，酒的专卖，也是武帝的政策，昭帝时期一度废止，王莽恢复酒的专卖后，规定卖酒收入，30%抵偿各种成本(原料、燃料、工具及人工费用)，70%作为纯利润归官府。

　　第四筦、第五筦主要是国家垄断货币铸造、并对铸造货币的原材料的采集加以管制。凡民间开采的金、银、铜、锡和采捕作为货币原料的龟、贝，其产品必须由政府收购，不得在市场上出售。汉武帝时期也规定国家垄断铸币，但是只有垄断了制作货币的原材料，政府才能真正垄断铸币权。

　　第六筦是对于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与民间金融信贷行为的规范和管制，谓之“五均赊贷”。主要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几个大城市中施行，也旁及郡县。负责人称为五均司市师，由原来各城市的市场负责人(市令等，实际上政府任命各地富商担任该职)兼任，其他郡县的市官则称为司市。市师之下设立掌握具体市场交易行为的丞五人，称为均官，钱府丞一人，称为钱府官。他们分别掌管均平物价、税收征取和赊帐放贷事宜。

　　五均是武帝时平准法的发展，规定各市以四季的中月即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价格作基础，按商品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标准价格，称为“市平”。市场价格超过平价时，政府按平价出售商品，促使价格回落，市场价格低于平价时，则听任自由买卖。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重要民用产品，如果滞销，则按成本加以收购，使经营者不致亏折。

　　赊贷也是五均司市的任务之一。“赊”是为市民非生产性的开销，如祭祀丧葬提供的的短期无息贷款。“贷”是为小工商业者提供的生产性资金，期限较长，收取年利润的10%为利息。

　　总之，所谓“六筦”(六管)，就是由国家全面垄断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销售，垄断货币发行权，控制大城市的物价波动、民间借贷等工商业活动。

　　新莽末年割据图

　　改革的反思

　　王莽改革的初衷是什么？史称“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 (《汉书·食货下》)是说王莽改革有复古主义或者理想主义倾向。

　　王莽个性狡黠，利用皇太后及诸父的荫蔽，夤缘而上。加上善于造势，伪装自己，推销自己，追逐权力的本能引其一路向上，最后竟然成为皇帝。但是，王莽究竟有多少治国的理想，有多少理政的本事，并没有政绩给予证明。如果说有什么理想信念，也只能是《周礼》等古书中的乌托邦幻觉。

　　即使是虚幻的理想，王莽实践的途径，过于简单粗暴。他以为颁发诏令就可以治国，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国家层面，然后就不停地发布改革法令，随意性太强，各种措施缺乏操作性，甚至朝令夕改，无所适从。

　　王莽改革的导向，似乎是为了抑制豪强。实际却是以抑制豪强兼并的名义，为中央政府聚敛财富，普通老百姓，并没有从王莽的改革中得到真正的实惠。比如，王莽指责汉朝田税太低，三十税一，使大土地者多占低税的便宜，这个话并没有错。但是，改革后变成十税一，即便对豪强多征税了，普通农民的负担也增加了三倍。又如六筦中，过去对于名山大泽的开发及其产品，也有课税，王莽却进一步规定，凡从事鱼鳖、鸟兽捕捞活动和从事畜牧业的底层民众，也要像家庭副业产品者一样，缴纳所得税(“贡”)，税率为其所得额的十分之一。从事这些经营活动的都是升斗小民，一概必须交税，使其生活更为艰难！如果隐瞒不向政府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产品没收，罚服劳役一年。这哪里是为民请命，分明是不择手段地刻剥百姓。

　　王莽的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还加剧了社会矛盾；既动了上层贵族豪强的蛋糕，又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承诺的好处如王田制，由于官吏的怠工和腐败，可以断定得不到切实实行；增加的赋税负担，却让普通民众的生活，如雪上加霜。一次次的货币改革，一次次的货币贬值，轻率废除已经施行的货币，实际上每次都是剥夺了人们既有的财富，使中产之家也濒临破产。“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汉书·食货下》)新莽王朝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撇开王莽个人品行和改革动机不谈，王莽改革的败局，至少给我们如下反思：改革的目标设计是否合理？改革的依靠力量是否足够？改革的措施是否切合实际？改革的部署是否有序而坚定？改革的成果是否能让多数民众分享？都是决定改革成败的重大因素！

　　推荐书目：张国刚着《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