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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司法制度下，一宗案子，如果最后被查实为法官错判，那么，国家在给冤案无条件平反的同时，另外两项矫正举措也必须立即展开：启动对错案责任人的问责；给含冤者(或其家属)支付国家赔偿。——这不但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文明底线；我在检索宋代司法史料时，还发现，宋朝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问责法官的制度与类似于“司法赔偿”的做法。我不知道，今天的我们该为这感到骄傲呢，还是觉得惭愧？

　　当然，一千年前的宋人不可能会有“司法赔偿”的观念，肯定也不可能建成今天这样的司法赔偿制度。但是，发现冤案错案之后，国家除了在法律上给予平反之外，也在经济上向含冤者(或其家属)作出补偿，则是宋朝政府处理冤案的一项惯例。

　　王安石

　　话说宋神宗熙宁年间，长葛县知县乐京与湖阳县知县刘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劾待罪”，即挂冠而去，不上班了，结果被认定为犯了“擅去官”公罪，勒令停职，并“徒二年”。宋神宗去世后，元佑元年(1086)五月，一位御史上书说，乐京与刘蒙“情实可矜，愿令有司改正”。朝廷遂为二人平反，召乐京赴阙授官，此时刘蒙已亡故，皇帝“赐帛五十匹付其家”。这里的“赐帛”，可以算是宋政府对刘蒙蒙冤两年的经济补偿。

　　列位看官可能会问：刘蒙县长的身份是官员嘛，如果平民受了冤枉，能不能获得经济补偿呢？我们来说第二个故事：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开封市民王元吉的继母刘氏，因与他人通奸，“恐事露，忧悸成疾，复惧其子陈告”，便恶人先告状，诬告王元吉在她饮食中下毒，意欲谋害继母。为置王元吉于死地，刘氏还指使人向开封府的法官行贿。王元吉被屈打成招，又临刑喊冤，他的妻子张氏也到登闻鼓院申诉。经复审三次，案情终得大白，对冤案负责的一批法官，被停职的停职，降职的降职，收受贿赂的曹司则被“杖脊，配沙门岛”。王元吉无罪释放，宋太宗“又赐元吉妻张氏帛十匹”。这十匹绢帛，也应该是为弥补王元吉入狱所受之苦。

　　又如雍熙二年(985)，宦官何绍贞“护送宫人诣永昌陵，还至中牟，天未明，见数人持兵行道旁，绍贞疑其盗，捕而笞掠之，人不胜其苦，皆自诬服，缚送致京师。上初闻甚惊，既而思之曰：‘此人虽持兵，且未见劫盗之状，假令为劫，岂绍贞能制而缚之乎？’因令送开封府鞫之，及狱成，果县民诣嵩岳祈祷，以兵自防耳。上大骇曰：‘几险平民于法！’各赐茶卉、束帛而遣之。”何绍贞被“决杖，配北班”。受冤枉的平民得到“茶卉、束帛”，类似于经济补偿。

　　就我检索到的案例而言，这类经济补偿，在“冤死案”的平反过程中最为常见。如宋真宗景德年间，眉州青神县的吏员光宝家为盗所劫，保正称当晚发现雷延赋、雷延谊二人皆“不宿本舍”，没有在家睡觉，有作案嫌疑。县尉即逮捕了雷延赋与雷延谊，关押审讯。县吏王嗣等人对二人“恣行考掠”，致使其“死于狱”。未久，眉州抓获盗劫光宝家的贼人七人，“始知赋、谊之冤”。县吏王嗣等四人受到查处，“配隶他郡”。政府又“优恤被枉之家”。这里的“优恤”，类似于国家给予经济补偿。

　　宋仁宗朝某年，陇州陇安县的平民庞仁义不知出于何故，跑到县衙检控同县的马文千等五人为杀人越货的劫盗，并指使其妻作伪证。县尉立即逮捕了马文千五人，其中一人可能因为熬不过刑讯，死于狱中，其余四人遂服押认罪。案子经陇州司理院复审，判处马文千等四人死刑。马文千之父上诉至陇州，但知州孙济却不予受理。最后马文千四人被执行死刑。后来，邻近的秦州捕到真盗，司法系统才发现马文千等人原来是冤死的。“帝怒，特贬知州孙济为雷州参军，余皆除名流岭南”；同时，仁宗又下诏给冤死者的家庭“赐钱粟”，免三年差役。“赐钱粟”即经济补偿。

　　宋徽宗

　　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虔州也发现了一宗情节差不多的错案：两名“犯人”被判了死刑，真凶意外被抓获，官府这才知道前面冤杀了二人。徽宗皇帝下诏，令江东路提刑司“根勘官吏”，所有涉案的法官“并先勒停，不以赦原”，意思是说，一概先勒令停职，即使国家有大赦，也不予赦免。同时，“误断之家，优加存恤”，所谓“优加存恤”，就是给予优厚的经济补偿。

　　宋室南渡后，这一对“误断之家优加存恤”的做法，也保留了下来。高宗绍兴七年(1137)，黄州大概因为开展“严打”运动，逮捕了二十五个渔民，指控他们是强盗团伙。案子交由武职人员审讯，刑讯逼供之下，有十三人诬服，供认自己就是强盗。尽管宋朝的司法程序比较周密，“录问”、“鞫谳分司”、“翻异别勘”的程序设计极有利于防止法官枉滥。但由于黄州的“警捕之官，贪功妄作”；审问之吏，“不能辨其冤滥”；议法之官，“公事诞慢”，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发生了差错，以致无法将这宗冤案及时筛选出来。十三名诬服的“强盗”，“斩二人，首余悉流之远郡”。

　　但毕竟宋王朝的洗冤机制并未完全失效，也许是十三名“强盗”的家属到京城登闻鼓院申诉，也许是王朝的监察系统对黄州“强盗案”提出质疑，总之，“朝廷闻其枉”，任命江州的法院重审此案。江州司理参军李景山为主审法官，他在复审时发现，黄州抓捕强盗，居然“初无事发之日，复无被盗之人”，审讯过程中，奸吏又“违法锻练，致诬服者十有三人”。最后李景山得出结论：黄州“强盗案”是一起冤案，“其事昭然，殊无盗迹”。

　　由于出现了与黄州原审完全不一致的判决，真相到底为何？朝廷便将案子“移邻路别勘，委监司亲鞫”，即移交邻路司法系统异地复审，由邻路提刑司亲鞫其狱。提刑司的复审，维持了李景山的判决，推翻了黄州法院的判决。至此，案情大白，所谓的“强盗”果然都是无辜平民，皆“释之”。

　　不过，对黄州冤狱的善后，尚未结束。李景山又上书朝廷，提出三条建议：其一，“黄冈冤滥以渔为业，以船为居”，他们由于被诬为强盗，所居之舟以及“舟中生生之具、衣物钱米之属”，被黄州官府悉数没收充公，如今冤情已明，请黄州“尽以原舟钱米衣物归之”。其二，当年诬服者十三人，“而家属无虑数十人，阅岁之久，必有流离转徙，或适他人，或为奴婢者”，请黄州派人“寻访家属，尽归之”，将含冤者流离失所的亲属寻访、护送回家。其三，两名被处决的受害人，请黄州当局“访亲属，官给钱米以存抚之”。这最后一条建议，实际上就是国家为弥补冤案而支付的经济补偿。朝廷批准了李景山的建议，并褒奖了李本人。

　　前面几个案例，史料只是含糊其词地提到“赐钱粟”、“优加存恤”、“官给钱米以存抚之”，至于具体补偿了多少钱，并没有交待清楚。不过，宋孝宗淳熙年间的一起错案平反，就留下了比较明确的“国家赔偿标准”。

　　这宗冤案需要从宋朝的军事情报传递机制说起。宋朝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邮传系统，叫做“递铺”，负责递送政府文书与军事情报；递铺的工作人员叫“递卒”。出于保密的需要，递铺传递的军事情报必须装在密封的竹筒内，叫做“递筒”，任何人私自拆开递筒，都是严重触犯法律的行为。淳熙年间，有一份自边关发往朝廷的军事密函，在传递过程中居然被人私自拆封，并塞入一封匿名信。朝廷震惊，彻查下来，获悉是池州的递卒汪青“私启递筒”。

　　当时宋朝与金国在边境对峙，汪青触犯军纪，“事关边徼”，后果很严重，所以被判了斩刑。谁知几年后，“他卒事觉”，即发现原来是其他递卒所为，朝廷这才知道汪青是冤枉的，被冤杀了。

　　既然是冤案，对法官的责任追究是免不了的。当年主审汪青案的法官，是池州太守赵粹中。冤案被发现时，他已经离任，调到他处为官了。说起来，这个赵粹中倒不是个糊涂官，他曾雪岳飞之冤，主政池州时，“郡政修举，实惠及民”，可见是一名好官。他对汪青案的错判应该是误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问责的，所以赵粹中因为这个案子“落职”(被削夺了馆职)。其他有牵连的法官狱吏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处分，“余责罚有差”。

　　同时，宋孝宗“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诏给青家衣粮十五年”(也有史料说“青家支给五年”，本文采用《宋史》的记载)，换言之，即由政府赡养汪青的妻小十五年，以弥补汪青之冤。这个“给衣粮十五年”，大概便是南宋政府给予错案冤死者之家属的补偿标准。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宋朝政府对冤错案受害者的经济补偿，通常都是以“赐”、“存恤”的名义发给——这当然显示出当时的统治者尚未有“国家赔偿”的意识。宋朝也缺乏一个明晰的补偿标准，应该也尚未以成文的立法确立为制度，只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

　　然而，我们也应当承认，当冤案平反后，国家能够给受害者家庭作出经济补偿，毫无疑问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比国家不作补偿的冷漠作派显然更可贵。假以时日，宋朝演进出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司法赔偿制度，也并非全无可能。可惜，我不知道宋代之后，元、明、清三朝的错案纠正机制中是不是也包含了经济补偿，就我看到的案例来说，并无有关经济补偿的记述。

  （文/吴钩）

　　原标题：宋朝已有“司法赔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