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酷热的夏季，逛夜市成为一部分市民出门散步、纳凉、购物的首选。在“动动手指，吃的用的全都送上门”的信息时代，人们依旧青睐夜市，或许这是一种传统习俗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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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夜市，大约始于殷、周之际。最早记载夜市的文献是东汉哲学家、思想家桓谭的《新论》。其《离事第十一》谓：“扶风漆县之幽亭，部言本太王所处，其民有会日，以相与夜市，如不为期，则有重灾咎。”这里的“夜市”，指的就是夜间的集市贸易。到了汉代，集贸市场似乎实行了“划行规市”，有直市、狱市、肉市、军市、官市、关市等；按经营时间划分，有早市、大市、夕市和夜市。东汉经学家许慎谈到幽地夜市时，特地加上一个“俗”字，强调此地夜市是一种传统的风俗习惯，由来已久。到了唐朝，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大中城市均发展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夜市。晚唐诗人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描写的就是金陵(今南京)秦淮河边纸醉金迷的夜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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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及以前，商人只能在规定的地点即设有围墙的坊市内从事交易活动。坊市闭门后及开门之前，无故行走者将被打20鞭子。到了宋朝，随着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唐朝及以前的坊市界限很快被打破，城镇和乡村集市的营业时间再也不受限制，夜市迅速繁荣起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州桥夜市”条说，顺御街往南出朱雀门，直到龙津桥，这一带就是北宋着名的州桥夜市。从州桥往南去，当街有卖水饭、熬肉、干脯等吃食的摊子。夜市上各种小吃应有尽有，且价格不贵。梅家、鹿家售卖的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杂碎)等，每样均不超过十五文钱。夜市上售卖的时鲜食品，也根据时令的不同而变化，夏天有“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砂糖冰雪冷元子(丸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咸菜、杏片、梅子姜”等开胃小菜和清凉甜品；到了冬日里则供应“盘兔、旋灸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等滋补肉食。州桥夜市不仅有经营小吃的，还有煮茶卖的、喝酒猜枚的。这里每天的买卖做到“直至三更”。而位于旧封丘门里的马行街夜市，又比州桥夜市繁荣百倍。《东京梦华录》卷三载：“(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繁华的夜市驱走了蚊虫，却也勾起了皇家贵人的羡慕。宋人施德超《北窗灸輠录》卷下记录宋仁宗一件逸事说，有天夜里，(仁宗)“在宫中闻丝竹声笑之声”，觉得奇怪，就问身边宫人：“哪里在作乐啊？”宫人回答：“这是民间酒楼在寻欢作乐。皇上啊，与外面的快活相比，宫中实在是太冷清了。”仁宗说：“要是宫中像外面那样快活，民间就要冷冷清清了。”皇宫里的人羡慕夜市的喧嚣，这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

　　即便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从战乱中逃出来的人稍作调整，首当其冲的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夜市很快盛况空前。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谓：“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有售卖“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像生花果、鱼鲜猪羊蹄肉”等食品的，也有卖“细画绢扇、细色纸扇、漏尘扇柄、异色影花扇、销金裙、段背心、段小儿、销金帽儿、逍遥巾、四时玩具”等生活用品的。当时杭州夜市夏秋季多售卖“扑青纱、黄草帐子、挑金纱、异巧香袋儿、木犀香数珠、梧桐数珠、藏香、细扇、茉莉盛盆儿、带朵茉莉花朵、挑纱荷花、满池娇、背心儿、细巧笼仗、促织笼儿、金桃、陈公梨、炒栗子、诸般果子及四时景物等”，即便到了大雪纷飞的冬天，“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南宋文学家周密、耐得翁分别在史料笔记《武林旧事》和《都城纪胜》为后人展示了杭州及江南夜市一派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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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的夜市为什么格外火？其一，政策推动。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赵匡胤灭了后蜀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强力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就夜市开发问题，宋太祖也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宋太祖鼓励夜市发展的“最高指示”被以后的赵宋皇帝当成一项国策继承下来，偏安一隅的南宋京城也出现了“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其二，管理驱动。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同样遭遇今天相同的难题：商贩侵街，影响市容，阻碍交通。为此，宋朝政府设立了相当于现在城管的“街道司”，负责街道卫生、整修与维持日常秩序。面对小商小贩侵街占道经营屡禁不止的难题，宋朝政府不主张轻率粗暴清理。譬如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者，上(皇帝)以劳扰不许”。为解决这个问题，宋朝廷集思广益，最后找到人性化管理之法：即在街道两旁适当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占道的红线，越过红线占道摆摊设点者才受到处罚。《清明上河图》里虹桥两头立的4根“表木”，就是红线。如此管理，既照顾商贩生计、推动商业发展，又不妨碍市容和交通；其三，立法保护。想要商贩乐意经营夜市，就得让他们有利可图。根据宋人笔记“逐什一之利”、“逐什百之利”等记载，史学家推测宋代商业的平均利润为10%左右，而政府的税费又是决定商贩获得利润的重要因素。宋朝的商税有“过税”(对经过收税点的过往商贩收取的税，税率为2%)和“住税”(对店铺与城镇摊贩收取的税，税率为3%)。另外，对少数特定商品收取10%的抽税(实物折算)，各项加起来，宋朝的商税高于商品价值的10%。为防止地方政府和贪官污吏随意加重商贩税赋，从宋太祖开始，朝廷就多次下令，“无擅改更增损及创收”，“诸税务监官买商税人物者徒一年，若为人买及托买者各杖一百”。同时，还对因税务监官购买商贩物品致其亏损的行为按“致绕减税钱，各计所亏，准盗论”，从而避免了税务人员以权压人，随意侵害商贩利益。为防止官府勒索商贩，朝廷及时颁布《免行条贯》，规定免除各商行对官府的供应，各商行按获利多少，分三等按月或季交纳免行钱后，官府所需物质不得再向商行摊派。如此一来，官员便无法利用权力勒索商贩，交纳免行钱的商人也没必要巴结官府，进而有效地预防了官商勾结。

　　如何解决夜市与交通、扰民、市容等方面的矛盾，宋朝的诸多举措，或许能提供一点启迪。

  （文/赵柒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