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虽则都有一个“酷”字，由于成长经历和性格有差异，其行事风格也不尽相同。有些人是外面温和内心狠毒，如张汤；有些人则根本不掩饰，内外一致的狠毒，如强盗出身的义纵和王舒温。

　　但这些酷吏如果要得到皇帝的重用，有个不二法门：奏请中上意。就是说自己向皇帝汇报，说的话皇帝喜欢听。

　　酷吏的楷模张汤这一本事最为出众，《酷吏列传》说他：

　　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

　　你瞅瞅，说话说到皇帝的心坎上，天黑了，皇帝听得出神，连饭都忘记吃了。到这个份上，不升官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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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酷吏杜周，是南阳郡人。当初义纵在南阳做太守破灭资深酷吏宁成之家，他投奔义纵当爪牙，鞍前马后很是效力，而且聪明好学，很快把义纵的狠毒学到手了。后来杜周又跟着张汤混，张汤也很欣赏他，向朝廷举荐杜周，杜做了御史，“奏事中上意，任用”。他把张汤善于揣摩上意的本事全学会了。《酷吏列传》说杜周如此：

　　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狱。

　　办案的标准就是就是根据皇帝的好恶，法律只是一个橡皮筋，可紧可松。杜周有一番和客人的对话，是中国法治史上的名言，由此可看出和老师张汤比较，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一位来客指责杜周，说你为天子负责审案，不遵守现成的律法，而是专门以皇帝的意志来结案。审案人应该是这样做的么？

　　而杜周的回答估计让这位客人哑口无言。他说，律法是哪里来的呢？以前的皇帝意志成为了律令，今天的皇帝的意志也成为律令。当以现在的皇帝意志为准，还在乎什么以前的律法呢？

　　皇帝言出法随，皇帝意志高于法律，这是皇权时代的特点。杜周这么做，似乎也没什么毛病。

　　埋葬汉武帝的茂陵

　　汉武帝在位54年(公元前141-公元前87)，做皇帝的时间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排第四，汉朝排第一。他在五十余年内任用了大批酷吏，用来打击豪强、威慑黎民、控制官吏。他看重酷吏是心狠手辣，为了完成皇帝交办的事不择手段。

　　为了达到“上以为能”的目标，一茬茬酷吏在比狠比黑的路上狂奔，“以酷烈为声”。这样做短时间内是有效的，如酷吏到某地，办几个大案，找几个大户人家灭族，一郡治安很快好了，达到路不拾遗的地步。于是从皇帝到酷吏，患上了“严刑酷法”依赖症。长期来看，这个帝国有了耐药性，越来越严酷的手段、越来越密的文法，最终的效果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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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吏列传》中说：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四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

　　汉武帝这种酷吏治国术让帝国回到秦始皇时代，法密刑重，酷吏的做法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不这样做必然被官场淘汰。老百姓稍不留意就违法了，被官府处罚很重。“弄脏龙袍是个死，打死太子不过是个死。”违法的成本太高，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不如做票大的，于是造反的百姓四起，整个帝国不太平了。

　　对此，汉武帝出台了《沈命法》，专门用了打击盗贼隐匿的，他还是沿用原来的思路，加大处罚力度，大搞株连。该法规定：

　　“群盗起不发觉,，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盗贼团伙当地官吏没有发觉，或者发觉后没有追捕并一网打尽的，两千石(郡守)及下面负责治安的一连串官吏都要被处死。

　　如此恐怖的政策，下面办事的官吏害怕被砍头，即便发现辖区内有群盗，也不敢报告，怕报告后不能将盗贼抓到，自己被杀还要连累长官，而长官也怕皇帝追究，让部下不要报告发现盗贼。如此一来，盗贼越来越多，地方官吏上下串联，一起隐瞒，来避免被严酷的律法追究。

　　这样一来，汉武帝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呀。

　　(文/十年砍柴)

　　原标题：汉武帝用逢君之恶的酷吏治国是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