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音，就是指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条件来表情达意，增强表达效果的修辞方法。一种语言中的谐音成分与其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对谐音的分析，我们可以寻觅出其文化内涵。

　　有一回，在单位食堂就餐，我看打菜的阿姨是本地人，就用方言点了份“鸭肉”。排队在我身后的同事是外地人，随口顺了句“蜗牛”。我乍一惊，随即哈哈大笑。这位同事来本地工作已经多年，深谙皖、浙两地语言的差异，此番“指鹿为马”，反倒令人觉察到了语音指向的多元化现象。

　　我记得大导演李翰祥在其自传《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过类似的记载。李翰祥生于辽宁锦西，曾于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修读戏剧电影，1948年前往香港。饯别宴上，有个到过香港的朋友教了他一些入乡随俗的细节，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对话：

　　“在香港‘喝’茶叫‘饮’茶，吃饭叫‘塞(食)’饭。”

　　“干嘛塞呢，慢慢吃不好吗？”

　　“慢慢吃，就叫慢慢塞(食)。吃面叫塞(食)面。面和上海的阳春面、北方的打卤面都不同，黄色，细条的，因为碱落得重，所以吃着有点涩、有点硬。看电影和坐公共汽车一样要买票，不过票不叫票，叫‘飞’。”

　　李翰祥追忆说：“我听了直乐，记了半天，结果印象最深的还是‘飞’。票跟‘飞’实在差得太远了，东三省有个地方叫‘北票’，岂不要叫‘北飞’？天桥晚期的八大怪之中，有个耍单杠的叫‘飞飞飞’，岂不要叫‘票票票’？”

　　他当时所不知道的是，粤语里保留着大量的古汉语词汇，比如“饮茶”和“食饭”；同时，香港也因受到英国长期殖民的影响，习惯粤语英语混用，将英文谐音变成粤语口语，比如管“票”叫“飞”，就是英文单词“fare”的本土化表达。试想，对于前者，如果只是书写成汉字，在理解上并不会出现任何偏差；对于后者，如果将英文单词原样呈现，只要翻检英汉字典同样可以迎刃而解。之所以容易造成误解，根源全在于听者以既有的语言系统套用陌生的语言系统，而忽视了一时一地一事的特殊性。

　　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语文闲谈》中有一则叫作《近音的干扰》，提到：“‘纳粹’(Nazi)和‘小猪’(Nasser，瑞典语)近音，因此‘纳粹’运动始终难以在瑞典开展。‘元帅’(Marshal)和‘马歇尔’(Marshall，人名)同音，因此美国在战后有‘五星上将’而没有‘元帅’。”每一种传统文化自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总是偏于静止凝滞而排斥流动变化的。因此，对于外来文化基本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停留在器用层面而难以深入骨髓，一旦抵触则弃若敝屣，毫不吝惜。至于内部文化的嬗变，有时候为了避嫌或者忌讳，干脆只是改个名号，譬如唤“钱币”为“阿堵物”之类，换汤不换药，其实并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

　　周有光：《语文闲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除了地域文化的差异会造成误听，知识涵养的不足同样会导致误解。如明代冯梦龙《笑府》：“一人出令曰‘春雨如膏’，或疑为‘糕’也；曰‘夏雨如馒头’，或又疑为夏禹也，曰：‘周文王象塔饼。’”

　　“春雨如膏”是形容春天的雨水可以像脂膏一样滋养农作物。这个词语，大概源自《左传·襄公十九年》：“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历史既然久远，孳生引述必定众多。偏偏接酒令的听后生疑，则其学问功底可想而知，他将错误的信息传递下去，即使后面的人想要拨乱反正，也只是回天乏力，徒唤奈何了。

　　又据清代小石道人辑《嘻谈续录》，有个《堂属问答》的故事：

　　一捐班不懂官话，到任后，谒见各宪上司，问曰：“贵治风土何如？”答曰：“并无大风，更少尘土。”又问：“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问：“绅粮何如？”答曰：“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又问：“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上宪曰：“我问的是黎庶。”答曰：“梨树甚多，结果子甚小。”上宪曰：“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官忙站起来答曰：“卑职小名狗儿。”

　　“捐班”在清代是指不通过科举考试而向官府捐纳银钱换取官职的人，一般来说其学问功底与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因此对于以“温柔敦厚”雅言为基础的官话，难免有种“兵遇上秀才”的感觉，茫然不知所谓。“风土”是指风俗习惯与地理环境，“春花”是指越冬后的鱼种，“绅粮”是指地方上有地位有财势的人，“黎庶”是指民众百姓。尽管捐班在上司面前“对答如流”，态度极尽诚恳谦卑，无奈驴唇不对马嘴，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根据专家考证，在清代即便是捐班，也要经历考察试用期，方可如正途出身者一般受“差遣”。为此，大部分捐班都会大搞“题海战术”，恶补“应试技巧”，以便尽快熟悉官场规则，为从仕铺好一条坦途。这个故事，估计来自那些深深厌恶捐班的读书人的杜撰，对不学无术的嘲讽，实际上也从侧面印证了语音与文字的多重对应关系。

　　对于人事如此，对于自然也是如此。人们依靠敏锐的洞察力，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为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一一拟定专属的名字，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其中就有“拟声”，比如鸡、鸭、鹅、猫、蛙之类，无不根据动物本身的叫声予以命名。还有一些鸟儿，因为其生活习性和生理特点与同类的差异，更是得到了文人们的眷顾和垂青，被赋予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比如，固化杜鹃的叫声为“不如归去”，寄托在外漂泊的游子的思乡之情；固化“鹧鸪”的叫声为“行不得也哥哥”，表示行路的艰难和对离别的凄怆伤感。甚而无生命的风声雨声，因为特定环境的触发，稍经点染，也无端地多了一层人文关照。据宋代魏鹤山《天宝遗事》：

　　明皇自蜀还京，以驼马载珍玩自随。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谓黄幡绰曰：“铃声颇似人言语。”幡绰对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明皇笑而愧之。

　　因为安史之乱，明皇(唐玄宗李隆基)曾避难蜀中。回京途中，听到驼马的铃声，引起了一种不确定的联想，这本是作为“梨园祖师”的一种艺术敏感。而宫廷乐师黄幡绰不改其俳谐本色，利用谐音加以讽谏，点到即止却力胜千钧。唐明皇是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所以杨贵妃称他为“三郎”，这个专属的昵称，代表着一段逝去的美好回忆。至于“郎当”，据明代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的解释，就是“败事”。“三郎郎当”的意思，乃是暗指唐明皇耽于安逸终于国破，而今“好了伤疤忘了疼”，念念不忘的却是满载珍宝以备时时把玩，此种故态复萌，可不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么？

　　由于汉语不是音节书写的语言，在其长远的发展过程中便产生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同音异形词。同音异形词的存在，有时候会给民众生活带来一些的困惑与不便。

　　据说，明朝着名书画家沈周有一次收到朋友的礼物，其上附有一信：“敬奉琵琶，望祈笑纳。”他打开一看，却是一盒新鲜枇杷。沈周不禁莞尔，回信说：“承惠琵琶，开奁视之：听之无声，食之有味。”朋友见信后一脸尴尬，作了首打油诗来自嘲：“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怨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枇杷、琵琶属于同音异形词，沈周的朋友因为写了别字，结果贻笑大方。

　　细细追究起来，枇杷和琵琶都是联绵词。对于联绵词，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三指出：“泥于其形则岨峿不安，通乎其声则明辨以晰。”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九“通说上”也说：“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换言之，对于这两个词，固然不能通过析字的方式分辨内涵，却能够因为读音的相近而推断出在意义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枇杷，在苏轼的《惠州一绝》中被称为“卢橘”，因为其叶子形状似乐器“琵琶”，所以又多了“枇杷”这个名字。另外，比如“缥缈”与“飘渺”、“婵媛”与“潺湲”之类，都只是为了适应各自的描摹对象变化了形体，而其内核则几乎没有变化。

　　枇杷与枇杷叶

　　其实，在精于属对、娴于修辞的文人们看来，同音异形词的存在，令语言的意义与类别更加丰富严谨，给了他们驰骋文思的绝好载体。在《唐阙史》中有一段非常着名的故事：

　　咸通岁，优人(李)可及者，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儒服岌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为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孔子)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颇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

　　唐代以懿宗诞辰为延庆节，举办各种节目加以庆祝。李可及在皇帝和众人面前表演了一段类似于相声的《三教论衡》，分别拿佛、道、儒三教的创始人来开涮，调侃他们是妇人。看得出来，李可及是博览群书，并做了精心准备的。他所立论的正是三教的原典，用以自圆其说的方式便是善用同音异形词。“敷座而坐”，即结跏趺坐，是一种互交二足，将右脚盘放于左腿上，左脚盘放于右腿上的坐姿。“吾有大患，为吾有身”，意思是说自己最大的忧患，便是自己的身体，这是苦难的根本所在。“我待价者也”，是以出售美玉为譬喻，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信任，进而施展自己的才能。结果“敷座而坐”被讹作“夫坐儿坐”，“有身”被讹作“有娠”，“待价”被讹作“待嫁”，距离本来面目甚远，与人们的习惯认识相悖，产生了极大的喜剧效果。

　　浮白斋主人《雅谑》有一则《园外狼》：

　　石中立为员外，与同列观上南园所蓄狮子。同列曰：“县官日破肉五斤饲之，吾侪反不及此！”石曰：“然。吾侪做官，皆员外郎，敢比园内狮子乎？”众大笑。

　　钟伯敬《谐丛》有一则《汗淋学士》：

　　王平甫(王安国)学士躯干魁硕，盛夏入馆中，下马，流汗浃衣，刘贡父(刘攽)曰：“君所谓汗淋学士也！”

　　陈皋谟《笑倒》有一则《争坐位》：

　　瞎子、矮子、驼子三人吃酒争坐，各曰：“说得大话的许坐第一位。”瞎子曰：“我目中无人，该我坐。”矮子曰：“我不比常(长)人，该我坐。”驼子曰：“不要争，算来你们都是侄辈(直背)，自然该让我坐。”

　　以上三则，无不是利用汉语的谐音修辞，借助同音异形词对事物进行非常态解读，使语言更具有了活泼的生趣，使生活也多一层诗意。“园外狼”表达了对“人不如兽”的愤怒和自嘲，“汗淋学士”表现了对胖子夏天容易出汗的戏谑，“争坐位”化劣势为优势，在敏捷应对中体现了群众的智慧。正如柏格森在《笑——论滑稽的意义》中指出的那样：“当一个表达方式原系用之于转义，而我们硬要把它当作本义来理解时，就得到滑稽效果。”

　　现在我们进入信息时代，语言在与时俱进上更是不遑多让，而网络语言中有一大部分便是源自同音异形词，比如称“工程师”为“攻城狮”，称“教授”为“叫兽”，称“主角”为“猪脚”，称“悲剧”“喜剧”为“杯具”“洗具”等等。大家明知其错，仍将错就错，以讹传讹，乐此不疲地使用与转发，将此作为新新人类的一种身份象征。其中的利弊得失，见仁见智，一言难尽，但或许我们可以温习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的自序里说的一段话：“小孩子识字的过程往往是从误会开始的。利用同音字建立不同意义之间的各种联系，其中不免望文生义，指鹿为马。倘若对于字的好奇穷究能够不止息，不松懈，甚至从理解中得到惊奇的快感以及满足的趣味，或许我们还真有机会认识几个字。否则充其量我们一生之中就在从未真正认识自己使用的文字之中‘滑溜’过去了。”

  （文/吴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