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课堂上，孩子们身穿汉服，峨冠博带，口中是抑扬顿挫、韵味十足的经典诵读声，似是古时杏坛场景的再现。这是近年来悄然在幼儿教育中兴起的“国学热”常常可以见到的一幕。不仅如此，一些高校也相继开办了各种各样针对公司高管的“国学班”。

　　国学在遍地开花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凸显：这究竟是在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借国学之名，借机敛财？“国学热”在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关注的同时，国学被任意改造、庸俗化的倾向也引发学者的忧思。

　　国学教育不能演化为“生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逐渐兴起，国学经典的研习从庙堂扩展至民间。然而，伴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冲击，厚重、古朴、深邃的国学变成某些人的敛财工具。

　　“当前国学培训机构过多过滥，有些主持者兴趣不在弘扬国学，而以赚钱为目的，故而盲目招生，漫天收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何成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传播国学可以引入市场机制，适当收费是允许的，但应有一定之规，合法合理。对于那些动辄收费数万元的国学班，难免使国学教育变了味儿。

　　更重要的是，很多国学培训班所设课程和教材未经审慎选择，主次不分，轻重失宜，让人获益甚微。何成轩不无担忧地表示，有些国学培训机构以糟粕为“国粹”，把某些包含过时、落后、错误思想观念的古代典籍不做区别、不加分析地灌输给受众，并冠以“国学”之美名堂而皇之地引进课堂，这样势必误导受众，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将起到负面作用。

　　“将国学教育传承变成一种谋利行为，其结果就是庸俗化。”山东大学教授黄玉顺告诉记者，某些电视台的国学栏目对传统文化中的庸俗和糟粕内容津津乐道。借用一种说法：这其实是“精神污染”。国学教育要避免形式主义

　　复兴国学、弘扬国学的愿望与呼声乃因时而起，总体说来，“国学热”有其正面而积极的意义。不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君远也提出：“在国学这个巨大的仓库中，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腐朽霉烂甚至散发毒气的东西也不少。”他表示，在当前的“国学热”中，容易头脑发昏不加分辨地将这些东西抬出来。

　　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种种不加甄别的“国学热”背后是本末倒置的形式主义在作祟。黄玉顺表示，儒学最核心的理论结构是“仁、义、礼”，仁或仁义是本，礼只是末。但有些人却把“礼”即制度规范视为儒学的根本，认为凡是儒家在历史上建立过的制度规范都应该照搬过来。这其实就是“原教旨”态度。“《周礼》上说‘诸侯一娶九女’，难道这也应该搬到今天来吗？”黄玉顺认为，正如孔子所提出“礼有损益”的道理，任何具体的制度规范都没有永恒性，一切取决于是否符合儒家主张的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

　　另外，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往往流于穿汉服、举行祭孔仪式等形形色色的“作秀”，而忽视其深层文化内涵。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曾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提到，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杂耍。举个例子：川剧变脸很好，但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川剧就是变脸、变个魔术。从事川剧的工作者对这种认识非常反感，认为很多更深层面的文化被忽视了。吴建民强调，“现在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变成一个地摊文化、杂耍文化了。难道我们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就剩这点玩意了？”

　　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普及国学

　　弘扬国学应打破落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

　　“以季羡林先生曾提出的‘大国学’概念开阔弘扬国学视野，将汉族和国内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学术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畴之内”，何成轩认为，这有利于中华大民族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有利于五千年来积累的中华民族文化大整合，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

　　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文化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彭国翔看来，传统文化的传承，要依靠那些在学问上真正深造自得的人士。而如今有些人，自身缺乏专业学术训练，只是看到国学和儒学有市场，于是摇身一变，“汉服”一穿，胡子一蓄，俨然就成了道貌岸然、仙风道骨的“国学家”。这些将国学作为沽名渔利之手段者，不可能承担“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传承使命。

　　学者在传统文化的普及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彭国翔提出，国学的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真正的大众普及，须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大众普及要靠学术研究来提升其水准。只有学术研究成为普及工作的准绳和指引，国学的普及才会尽可能避免南郭先生们的滥竽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