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李泽厚先生曾相继发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的呼吁与发问。近年来,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共识,儒学也迎来了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儒学具有多重身份,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儒家哲学的再一次登场,究竟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身份呢?

　　儒学曾以两种方式或两种身份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笼罩的地位和与其他学说平等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曾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这一划分是以儒学的历史为基本参照的。儒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儒学曾以两种方式或两种身份出现在中国哲学史上:作为“子”的儒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子儒”；作为“经”的儒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经儒”。这里的“经”与“子”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态环境:“经”表示一个角色处于垂直的笼罩地位,其他角色则处于从属的被支配地位；“子”则表示各个角色处于并列的平等地位,各个角色可以互相竞争,彼此取补。

　　“子儒”是子学时代的儒学。在那个时期,儒学与诸子百家之学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子儒”的代表性人物是孔子、孟子与荀子三子。“子儒”的思想取向,可以用子贡的一句话来概括:“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在此说了孔子思想的三个方面:文章、性和天道。孔子思想的三个方面其实表达了先秦“子儒”的三种理论取向:“文章”即外在的礼乐教化,“性”即内在的道德仁性,“天道”即儒学的宗教性。这三种面向后来深化发展为先秦儒学的三个派别:重“礼”的外向派、重“仁”的内向派和重“天道”的天道派。这三个派别各自的集大成者分别是荀子、孟子与《中庸》《易传》。

　　“子儒”的三个思想取向可以自成一套学问。首先,礼乐教化的取向可以再细分为两途:一是礼乐教化之实施,即儒学在言行举止、社会生活、政治设计等方面的呈现；二是礼乐教化所据之教材,也就是“六艺”或“六经”。顺着前者可以发展出儒家的“政治哲学”,但这种政治哲学只是“关于政治的哲学”,重点在哲学而非政治；顺着后者可以发展出儒家的“古典学”,即围绕儒家几部经典所进行的训诂、诠释、考证等学术研究。

　　其次,道德仁性的取向即儒学关于道德心性、道德实践方面的学说。儒学如果能在这一方面强探力索,进行系统的哲学论证,可以发展出一种具有儒家特色的、纯粹理论性的道德哲学。

　　最后,天道思想是儒家的终极关怀,是儒家的形上学。这种形上学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哲学性的终极关怀,即在哲学论证过程中必然会推导出一个无条件者；二是宗教性的终极关怀,即对这种无条件者给予一种态度,相信它真实存在,并能够对现实人生的精神生活予以影响；三是道德实践性的终极关怀,即无论是通过哲学论证还是通过宗教认定,所获得的终极的无条件者能给人一种信心与信念。比如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即属这种信心与信念。第一种理解属于一般的思维活动,第二种理解属于宗教信仰,第三种理解属于道德实践。

　　除了以上三种理论面向,先秦“子儒”还有一个最为明显,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最大的思想性格,即强烈的政治关怀或政治诉求。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无所遇”,但乐此不疲。孔子门人亦多求干禄、为政。孟子、荀子也曾游说于诸侯之国,宣传其政治主张,并寻找现实的政治力量。这些都可以说是先秦“子儒”强烈政治诉求性格的必然外显,而且这种思想性格可以说是“子儒”精神之结穴,“子儒”的一切旨趣几乎都要归结到这一点。

　　“独尊儒术”造成了儒学的政治化、神学化,在让儒学凌驾于其他思想派别之上的同时,也扼制了整个思想界的创造性。

　　任何具有强烈现实诉求,或以社会现实问题为指向的思想流派,总希望其理念与设计在现实中得到实现。从先秦“子儒”那里,我们已经看到,儒学先天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关怀和现实诉求。到了汉武帝时代,这种关怀与诉求变为现实。当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并不表示他本人在骨子里对儒学有多少感情或兴趣,他之推重儒学更多是出于政治权争的需要。而儒学的一些思想因子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同时儒学的政治诉求之实现也需要这种政治需要。政治需要儒学其实是在利用儒学,儒学需要政治其实也是在利用政治。儒术独尊使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局面:儒学变成儒术,这满足了政治的需要；儒术得以独尊,这满足了儒家的需要。将两者挽结在一起的就是“经学”。经学极盛,“子儒”便彻底转变成“经儒”。

　　从这个转变过程可以看到,“经儒”的第一个特征是政治化。为了保持其在政治生活与精神世界的话语霸权,“经儒”将孔子圣人化,将六经神学化。这又形成了“经儒”的第二个特征即神学化,儒家经典成为不容置疑的万世常法。同时,儒家经典也不能再被自由地解读,而是必须严守师法与家法,以至于“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这就形成了经学的第三个特征,即着述方式的章句化。

　　“经儒”的这三个特征对儒家哲学的发展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首先,儒学的政治化使儒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从而丧失了独立性与批判性。儒学要想继续利用政治,就必须始终被政治利用。两汉经学时代,政治利用儒学的有效手段是投放定量的、有限的博士官位和免徭高俸等“禄利”。儒学成了政治的精神加工厂,政治需要什么,儒学就供应什么。“儒学”彻底变为“儒术”,儒学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失去独立思考的儒学能有多大的批判性?这是颇令人怀疑的。而创造性往往源于其批判性,失去思考独立性的最终代价必然是思想创造性的缺失。

　　其次,儒学的神学化让儒学凌驾于其他思想派别的同时,也扼制了整个思想界的创造性。如果说儒学的政治化是以儒学一家的思想创造性缺失为代价,那么儒学的神学化则是以整个思想界的创造性缺失为代价。当儒家经典被神学化为万世常法,其他一切学说就皆成歪门小道,即使不被完全取缔,也必然为儒家经典所笼罩。先秦时代诸子争鸣的思想氛围和互相攻难的学术风气不复存在,最终的局面只能是整个学术界与思想界的“万马齐喑”。

　　最后,着述方式的章句化对于名物训诂、字词考订可能有其长处,但其非论证性与模糊性对于哲学上的思想创构与理论创发却弊端重重。两汉经学家的着述形式近三十种之多,但基本上都是笺、注等章句形式。这种引经据典式的“笺注主义”可以用“章句化”一词来概括。着述方式章句化的典型特征是思想对经书的依赖。依赖的程度可有高低之不同。高度的依赖是学者思考任何问题,首先想到的是经书怎么说,然后才是自己怎么看。低度的依赖是学者虽然已有某种看法,但最后还是要到经书里寻求佐证。引用来引用去,就必然造成经学的一大弊端,即繁琐。繁是繁复,琐是琐碎。繁复之极以至于《尚书·尧典》的篇目能说十余万言,对于哲学创构来说无关紧要的“曰若稽古”四个字竟能解释两三万字。学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哪里还有精力和时间进行思想创发?琐碎即成片断而不系统,中国古代着述中的哲学思想只能是星光乍现,让人难以遽捉。

　　政治化、神学化与着述方式的章句化成为两汉经学家心头的“三座大山”,严重束缚了儒家哲学的创造性。尤其是汉代,学过中国哲学史的人都会发现,两汉四百余年,有影响的哲学大家和哲学经典乏善可陈。

　　只有将非哲学的因素割除,儒学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儒学的真精神才能在现代中国发扬光大。

　　从历史上“子儒”与“经儒”的功能发挥中可以看到,有很多非哲学的东西附着在儒家哲学身上。正是这些东西,阻抑着儒家哲学正能量的发挥。所以儒家哲学登场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非哲学的因素剥离掉。

　　儒家哲学登场,首先要去独尊化。历史上,儒学在与封建政权结盟后,虽然取得了“独尊”的政治地位,但同时也使自身丧失了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严重桎梏了儒学包括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所以,当下所谓复古更化的“政治儒学”千万别实现,而如果真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再来一次“儒学独尊”的话,儒学也必定会再次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思想文化的发展应当是多向多元的,儒学也只有把自身放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谱系里,找准自己的定位、作用,与其他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相互竞争、涌流激荡,才能重新获得生命力、真正实现现代化。

　　儒家哲学登场,还必须自觉地去神学化,亦即(宗)教学分离。儒学神学化的社会土壤已经失去,现在只能在一些孔庙里当作一种历史文化欣赏来表演。如果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未必不是好事。但如果进一步将这种状态硬性地向民间社会甚至教育体系推行、推广、推销,那就没有必要了。当然,如果是为了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像一些儒学推崇者所提倡的那样,在家庭社会中进行读经活动,在学校教材中适当增加儒家经典的份量,这却是必需的。

　　儒家哲学登场,还需要在研究方式上去章句化。章句化的着述方式是一种片断化的书写方式,不利于系统的哲学表达。在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讨论中,一些学者曾提出“哲学性的诠释”、“训诂哲学”、“经学哲学”等方案,以改进中国哲学的书写方式,以便传统哲学更好地与现代哲学接轨。但这些说法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仍然是一种低程度的章句化。去章句化要去一切章句化,不但要去“我注六经”,也要去“六经注我”。去章句化后的儒家哲学研究是一种纯粹哲学的表达,这里暂且用“思辨儒学”来概括。思辨儒学即以儒家的真精神为观照,对现代社会人生中的大问题进行独立的纯哲学研究,而不要总是想着引经据典、于儒家经典中找证据。“儒家的真精神”是指先秦“子儒”关于礼乐教化的制度设想或设计、道德仁性、道德实践的终极关怀等精神向往。“独立的纯哲学研究”包括三个要点:一是根据现代社会人生的实际状况,引出具体的论题；二是紧扣这些论题,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理论论证；三是通过论证,得出自圆其说的结论。

　　论题可以是思想性的,也可以是现实性的,但这种现实性并不是参与现实,而是从理论上对现实进行理论的考察与论证。论证必须具有系统的完整的形式,而不能是片断式的灵光乍现。结论必须能自圆其说,而不能前后矛盾。整个过程不必从经书中找问题,所以也不必从经书中找证据,也就不必采用经书的章句方式。当然,去章句化并不反对儒家经典的章句性研究,比如今人所从事的“集注”、“集说”等工作,也不反对研究儒家经典章句,比如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进行研究。对于古典学、文献学、历史学工作者来说,这些工作还是必须做的,而且其研究成果对于儒家哲学研究者而言,也是需要参考的。总之,儒家哲学登场,首先必须将儒学中非哲学的东西剥离掉,对儒家哲学进行去独尊化、去神学化、去章句化的手术。只有将这些捆绑在儒家哲学身上的、非哲学的因素割除,儒家哲学才可能真正堂而皇之地登场,儒学的真精神才可能在现代中国真正发扬光大,作为哲学的儒学才可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更好地融入当今世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