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时文人士大夫心目中，诗文一向占据着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小说，特别是白话章回小说一向难登大雅之堂。明末冯梦龙重视市井文化，极大地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清初颇有商品经济头脑的文人李渔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市井文化倡导者，他在《古本三国志序》开首即云：“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王世贞将《史记》、《庄子》与《水浒》、《西厢记》相提并论，混同史部、子部、戏剧为一家，其“宇宙四大奇书”之谓有其逻辑的先天缺陷，不伦不类，故不为世人瞩目。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其“四大奇书”专就章回小说而言，而且首为揭橥，与明末文学潮流相顺应，就有了深入人心的效果。大约因为《金瓶梅》一向被正统文人视为“淫书”之故，所以自《红楼梦》问世以后，清人曹雪芹的这部世情小说就取《金瓶梅》而代之，从而有了明清小说四大名着的说法。

　　阅读乐趣不仅来自情节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皆问世于元末明初。前者讲史，虽多有虚构，却不乏人生睿智与“义”的展示。后者属于英雄传奇，痛恨贪官与官逼民反的主旨加之较为接近下层民众生活的内容，无不勾画渲染着市民心态。《西游记》属于神魔小说，虽不直接反映尘世生活，但其间浓重的市民情趣却与社会息息相通。世情小说《金瓶梅》对于明代社会人欲横流赤裸裸的暴露，揭示了商品经济冲击下市井各类人物的心态，在反映市井文化的广度与深度上，前无古人。代《金瓶梅》而入围“四大”的《红楼梦》也属于世情小说，但却非市井文化所能涵盖。作为一部描写封建贵族家庭衰亡史的不朽巨着，它具有封建末世百科全书式的广博，虽非为市井人物写心，却在反映市民心态的内蕴上更深一层。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写道：“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虽是崇奉关岳的大人先生们，倘问他心目中的这两位‘武圣’的仪表，怕总不免是细着眼睛的红脸大汉和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或者还穿着绣金的缎甲，脊梁上还插着四张尖角旗。”在封建时代，小说中的四大名着作为沟通士林文化与市井文化的媒介，作用非凡。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四大名着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摆渡或桥梁功能。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出版界，上百家出版社竞相出版早已无版权归属的四大名着，书籍装帧各有千秋，但校勘质量却大多乏善可陈。至于充分为读者着想而详加注释者，更属凤毛麟角。除《三国演义》行文半文半白，与现代白话文有所差异外，其他三部小说几乎没有语言障碍，现代人极易读懂。即使阅读《三国演义》，若非字斟句酌、认真品味，一览之下也能对其内容情节的理解把握八九不离十。

　　就此而论，为四部白话小说详加注释似无关紧要。然而包括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毕竟有一定的时代隔膜，举凡小说中所涉及的舆地山川、风俗人情、典章制度、名物掌故，皆有加以诠释的必要，否则于小说文本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只求读懂故事，不计传统文化的正确继承与弘扬问题，阅读的真正乐趣也就丧失殆尽了。

　　引经据典之处别有洞天

　　小说中人物对话常引经据典，读者若明其出处，对于深刻理解人物形象塑造不可或缺。比如《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曾有一段自明心迹之语：“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孔子称誉周文王之语见于《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小说中曹操的这一席话当本于其《让县自明本志令》：“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看似谦逊大度，实则暴露了他令儿子篡汉的野心。《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着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谓自己当效法周文王让自己儿子代商殷为帝，不代汉为天子，而让儿子为帝王。清中叶性灵派诗人张问陶有五律《魏家营》，其首、颔两联云：“竟学文王死，奇奸到魏公。功多宜霸王，才大亦英雄。”所吟咏的也是曹操的奸雄本色。

　　而为《红楼梦》作注，难度似超过其他三部小说，这不仅由于“红学”在中国早已成为“显学”，而且其间涉及诸多研究者的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小说中大量的诗词曲赋，不像《西游记》作者为有意炫才之作，其内容往往草蛇灰线，与人物的性格命运息息相关，这引发了部分学者红楼探佚的极大兴趣。特别是作者有意含蓄或无心的疏漏处，都可能令为《红楼梦》作注者左支右绌。

　　如明清科举称“大比”，一般指的是乡试。《明史·选举二》：“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清史稿·选举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记述文字大同小异。《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于八月中秋资助贾雨村白银五十两并冬衣两套进京，并说：“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捷，方不负兄之所学。其盘费馀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第二回又写道：“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县太爷。”小说中所谓“大比”显然指的是京师礼部会试与殿试，否则绝无“春闱一捷”与“中了进士”之说。然而贾雨村并没有直接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小说第一回已有交代：“这士隐正在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从这段描写判断，贾雨村既非举人，也非贡生或监生，而且他只能参与浙江乡试方有中举的可能，不会直接到京师参加顺天乡试。况且直省乡试之前须有科试或录遗等“预备试”，不通过连参加乡试的资格都没有。如此而论，贾雨村的仕进之路未免“捷达”，这或许是作者特意为这位热衷者量身打造的仕履，然而今人为“大比”作注，就需要斟酌再三，且不免大费周章。

　　“读懂”之后才能“打通”

　　综合上述可知，读者如果不想仅止步于对小说故事情节的大致了解，而是真正“读懂”小说所涉及的传统文化内容，没有注释的小说白文文本显然已经难以满足日益苛求的图书市场的需要。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着校注本，实为功德无量的选题策划。以《红楼梦》的校注为例，是书校勘以“程乙本”为底本，参校“程甲本”、“梦稿本”、“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等，持择审慎，循序有法。小说中所涉及的古代建筑、服饰、官制、医卜星象乃至琴棋书画等文化皆有探本求源的详注，对于小说中出现的诗词曲赋、酒令谜语等，疏通文义而外，还要揭示其隐义。古籍数字化的进程对于今天的注家无疑如虎添翼，裴效维先生在《校注前言》已提及《中国古典数字工程》对于他注释《红楼梦》的巨大帮助作用，文本于“读懂”之后，“打通”竟也不难了。

　　今以校注者对于小说第二回“那年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一段话的注释为例：抓——即“抓周”，亦作“试儿”、“试周”。旧俗于婴儿满周岁时，父母摆列各种小件器物，任其抓取，以测试其秉性、智愚、志趣。此俗始于江南，后亦传到北方，事见北朝周·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江南风俗，儿生一期(年)，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线)，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也有相同记载)又宋·叶真《爱日斋丛钞》卷一：“《玉壶野史》记曹武惠王(曹彬)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武惠王左手提干戈，右手提俎豆，斯须取一印，馀无所视。曹，真定人。江南遗俗乃在此(指真定)，今俗谓试周是也。裴先生注释之认真详细可见一斑。试儿风俗至清盛传不衰，“提戈取印”更成为有关诗歌所必用的掌故。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一九选录吴廷桢《试儿行为为天标令子赋》，中有句云：“诸馀玩好不挂眼，岂羡取印提戈殳。”后有评云：“提戈取印，试儿诗中所必用也。此以撇为用，便不觉其陈陈。”

　　对古代小说详细完备并准确精审的注释可给予读者以启发，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着校注本就是这样一套有益于广大读者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