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曾师从经学史大家朱维铮，专攻宋代思想史、中国史学史。

　　姜鹏自2007年起研究《资治通鉴》，曾承担教育部青年项目“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下的《资治通鉴》”。最近他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谈这部横跨16朝1362年的史书。他认为，“学者官僚”司马光带着极为实用的目的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帝王教科书”，而诞生了这部书的11世纪，则是中国古代政治最为文明、理性的时期。另外，关于宋朝的好些事，他觉得还有重新叙述和评价的必要。

　　澎湃新闻：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康熙曾留下107条批注。为什么它在历代君主眼中有如此分量？

　　姜鹏：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成功的原因在于在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写给皇帝看的，这非常准确。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对内容选择有严格的准入门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内容。像屈原、李白这样文化史上着名的人物都没有出现在书中，因为他认为对政治没有助益的人和事就不写。

　　还要注意一个大的思想背景：把历史作为政治的借鉴，虽然很早就有，但作为很强的潮流，要到中晚唐至宋代才形成，而这部书是集大成者。之前的史书很多，像《史记》、《汉书》都是，但皇帝日理万机，很难自己去总结治国经验。所以司马光就觉得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把历史上所有围绕政治成败的事情缵成一根绳子，用编年体写出来，以后皇帝要借鉴历史，只读一部书就行。

　　尽管后来有很多模仿、续写的作品，在学术史上有意义，但它们不可能成为《资治通鉴》那样的皇帝教科书。因为纯粹地了解历史和抱着政治实践的目的去了解历史，所需要的历史事实是不一样的，对作者和编者的要求也不同。

　　澎湃新闻：具体到《资治通鉴》成书的背景，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唐宋之际政治思想的变化，为何指导政治的历史书写在这时出现？

　　姜鹏：汉唐时期尤其是汉朝，儒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然而到了宋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长足的进步。例如，日食曾经一直被用来批评皇帝，但到了宋代人们都知道它是自然现象，和皇帝做不做错事没关系。这样君和神之间的联系就不那么紧密了，君权神授的基础发生动摇，那么皇权的合法性来自哪里呢？于是整个宋代的政治哲学基调变成道德哲学，道学兴起也是这个背景。

　　那如何确定政治决策对不对？汉朝以前靠占卜问神，宋代不能这样，就到历史中寻求解决之道，在历史学习中培养成体系的政治思想，思考合理的政治运作模式，这就是以后做出政治决定的依据。所以，要在唐宋政治变革的背景下理解《资治通鉴》的出现。

　　很长一段时间里日食被与帝王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澎湃新闻：旨在为政治提供借鉴的史书不只有《资治通鉴》，其他如《册府元龟》、《贞观政要》与它的差别主要是什么？

　　姜鹏：首先是写作体例，编年体能描绘一个大的历史图景，适合追寻前因后果。

　　《资治通鉴》中唐太宗的部分对话体特别多，绝大部分是从《贞观政要》里来的。但《贞观政要》首先局限于一个时代，其次没有一个整体的大历史图景。《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在正式定名之前都叫《历代君臣事迹》。《册府元龟》是类书，严格地从正史中挑选题材，分门别类，起到一种工具性的作用，但是也不利于观察大的历史走向。

　　第二是作者思想的体现。写史的过程中，往往越客观、越尊重史实，作者本身越是没有位置。要让作者思想从历史中展现，很多学者采取的做法是牺牲史实。《资治通鉴》最难得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史料严谨，一方面又能明确体现司马光的思想。比如他对汉武帝的看法前后有变化，后来明显地有批评倾向，那是针对宋神宗的。但他并没有去曲解史料。《贞观政要》只知道唐太宗说了什么，那个唐太宗和历史上不同，是塑造出来的。《册府元龟》也体现时代思潮，但很难说是成体系、有特色、直接针对现实政治的政治思想集成。它更多是将材料编在一起。

　　所以总体而言，《资治通鉴》是最为成功的、不可取代的“帝王教科书”。

　　澎湃新闻：对同一事件、人物的记载，《资治通鉴》和过去的史书如《史记》、《汉书》大有不同，对史源的比对和考证似乎也是一种常用的解读方法。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姜鹏：越是经典着作，作者往往越是思想复杂、立场独特，讲出来的故事就不一样。

　　举个例子。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里把商山四皓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刘邦要废太子，太子把隐居在商山的四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请下山，刘邦认为连这样的四位老人都愿意来辅佐儿子，说明儿子的翅膀硬得不得了，就没敢废这个太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给了一个评价，说“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现实的政治运作会这样传奇吗？废立太子这么大的政治斗争，岂是四个隐居的老人在刘邦面前出现一下就能改变的？刘邦是个流氓啊！

　　司马光批判它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吕雉何许人也？整个大汉帝国的原始股东啊。他的两个兄弟是和刘邦一起打进咸阳封了侯的，樊哙的老婆吕媭也是吕雉的妹妹。而戚夫人虽得刘邦宠爱，但原来是乐妓，出身卑微。她希望刘盈被废黜就是想让儿子赵王如意上位。一方面吕氏家族的势力如此庞大，同时刘邦在不断地试探以后发现朝廷大臣也都不愿意倒向赵王如意。那么将来一旦他死了，赵王如意一个人杵在皇位上，即便叔孙通、张良这些大臣都中立，光吕家的力量就不是戚夫人母子俩能扛得住的——这才是刘邦不换太子的原因。

　　所以，两个“司马”，就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区别。

　　至于《汉书》则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班固的整个家族对于西汉王朝充满感情，加上班固的祖姑是班婕妤，她得汉成帝专宠，给成帝守灵的也是她。所以《汉书》对西汉尽管有批判，但非常温和。比如在《汉书·武帝本纪》里的“班固赞曰”中，他拼命在讲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文化、制礼作乐，但是汉武帝做的最重要的事——攻打匈奴、对外扩张——他只字未提。其实这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他对汉武帝这种行为不认可。但是他没有直接说这不对，而是把另外一件事情拿出来说，即使是批判也是善意的。

　　所以历史认识既有客体存在也有主体的参与，同一件事，这几个作者的叙述区别很大。

　　澎湃新闻：司马光在政治斗争中落败以后写《资治通鉴》，他寄托的政治愿景是什么？

　　姜鹏：《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复制？因为司马光的经历不可复制，他既是大学者，又是大政治家。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往往在参政，没时间写书。妙就妙在司马光该参政的时候没有参政，政治斗争失败以后到洛阳，安心地写《资治通鉴》。

　　虽然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沉默，但后来有一次大旱，宋神宗下罪己诏求直言，司马光立刻写了一道奏章，大意是看到陛下幡然悔悟了老臣声泪俱下然后再把自己的理念重新说一遍。这说明什么呢？其实司马光闭口不言是一种反对的姿态，但一旦抓住有机会他还是要讲话。所以其实他一直对开封政局非常关心。

　　关于司马光的立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变法。晋元帝司马睿南渡的时候，很多人要重新立法、搞一套新制度，但你看司马光对王导的重点描述，就是说要安静，不要随便改制。

　　二是对外问题。我举过郝灵荃的例子。突厥领袖默啜一直是边疆大患，后来被卫兵所杀，有个唐朝军官郝灵荃路过，从卫兵那里拿到了默啜的首级。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整天想着这是不世之功、朝廷必有重赏。结果宰相宋璟把这事压了一年，才授了他一个郎将，好比从一个副科级干部升成一个科级干部，郝灵荃最后痛哭而死。司马光就说，宋璟真是一个好宰相。为什么要压制郝灵荃？怕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所以宋璟是有远见卓识的。

　　但后来胡三省反驳说司马光不对，因为郝灵荃那是臆想，事实上杀默啜的功劳不在他，所以宋璟只是实事求是而已。其实胡三省的考虑是更加贴近事实的，只是他没有理解司马光为什么这样写。司马光不是为了讲这个事情本身，而是要告诉大家王安石不是一个好宰相，宋璟这样才是好宰相。王安石变法的两个目的，富国强兵，富国的目的最终还是强兵，要开边，争夺燕云十六州，宋神宗从一开始就是要打仗的。而司马光最反对轻易发动战争。

　　所以总的来说，司马光一是反对国家聚敛，二是反对轻易开动战争机器。

　　澎湃新闻：司马光算“学者型官僚”吧，您怎么看待学者从政的时代？

　　姜鹏：宋朝，尤其11世纪从宋真宗到宋仁宗的时代，是最典型的学者和政治家合一的时代。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家几乎都是大学者，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欧阳修全都是。北宋就是一个文人政治的时代，南宋又不行，竞争太激烈，大家都想通过读书来当官。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朝代，明代虽然本质上也是学者官僚，但我一直觉得它格局小，只有像王阳明、张居正这样个别人物，放到宋代去不逊色。

　　我认为学者从政的那个年代，至少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好的时代。所有的运作都在理性之上，没有暴力杀戮，政治斗争都是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每一个决定都需要多方磨合，每个人都要妥协。除了宋真宗晚年因为对澶渊之盟有心理阴影，搞各种迷信活动以外，11世纪的政治都非常好。

　　澎湃新闻：谈到那个时代的理性，您曾说如果写宋朝政治斗争的话估计没有明朝的好看，就是因为故事性不强，相对有节制，有理性，不好玩，不讨好。

　　姜鹏：首先要纠正一下，宋朝政治斗争很好玩，只是宋朝人比较含蓄，留下的材料也含蓄，不像东林党的斗争，张牙舞爪、泼妇骂街似地厮打在一起，像武打小说一样。要把宋朝的政治斗争写得有趣，会比较费劲。

　　有一次宋仁宗对两个官员不满，就问另外一个人，说他们俩结党营私、相互吹捧，是不是另外两个人比较好。被问的人装作毫不在意地讲：另外两个人其实以前也有这个关系。宋仁宗就把四个人都赶走了。四两拨千斤就把事情搞定了，是暗流涌动的风格。

　　我还没看过《明朝那些事》，但它受欢迎一定是有它的长处，过段时间可能翻一翻。但如果要写宋朝估计不能那样写。我希望能纠正一些误解，政治思想方面的，还有宋朝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尽量给一个客观的历史图像。

　　澎湃新闻：关于宋朝的误解有哪些需要纠正呢？

　　姜鹏：宋朝是一个急需翻案的王朝。以前说它“积贫积弱”，现在我们知道“积贫”简直是瞎扯，中国历史上简直没有比它更富有的朝代(以人均享有财富和领先于世界的身位而言)。“积弱”的问题是，对皇帝而言，外敌是敌，内敌也是敌。所以强干弱枝、削弱兵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宋代以后整个国家基本没有因为军阀的原因导致政治动荡，这非常成功。而且宋朝其实“重文不轻武”，好几个皇后都是将门之后。

　　对澶渊之盟的评价也需要新的认识。中学教科书说那是宋朝无能腐败，前线将士英勇打了胜仗，还要给人家钱。要知道，每年只花30万两银和绢买了120年的和平，这是以很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奢侈的东西。宋真宗时代一年的收入就上亿，而且边境开了榷场互市贸易以后，最保守的估计，30万岁币至少有60%是回流的；而乐观的估计则是，宋朝通过榷场挣到的钱是30万的2.5倍。因为停止战争，宋真宗允许河北的农民两年不交税，就这样，因为河北停止战争而增加的税收都有300多万，那就已经够支付10年了。

　　另外契丹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它的经济结构这么简单，不靠抢夺维持经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理性地去认识这个时代：给这点钱换得边境安宁，120年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做打仗，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更何况宋朝是在有力量打仗的情况下做了让步。

　　最后宋真宗有个谈判底线，不能谈领土问题，所以他不是弱者懦夫。我们后来为了夸大寇准的形象，尤其在戏曲当中需要矛盾冲突，把寇准塑造成英雄人物，宋真宗就很不幸地被打扮成懦夫。

　　寇准可以毫无顾忌地让宋真宗到澶渊，一定要上北城。他寇准牺牲了，是个大忠臣，可以名扬千古；如果宋真宗死在那里，国家就完蛋了。所以皇帝要考虑的问题非常复杂，不在其位者难以想象，我们不能一腔义愤站在现在的民族主义立场去看待这段历史。

　　另外北宋南宋初期有不少出色的皇帝，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往往被否定，比如宋真宗、宋高宗，以及大家都认为他很平庸的仁宗，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大家都认为很厉害的神宗，需要再考虑。当然南宋后来的皇帝比较平庸这也是事实。

　　传统故事讲述的澶渊之盟中，为了夸大寇准的形象往往贬损宋真宗。

　　澎湃新闻：您曾在微博上说，《资治通鉴》也需要像《二十四史》一样，再做点校，并表示愿意担任陈尚君老师的助手。那么《资治通鉴》的点校在哪几方面存在较大的疏漏？

　　姜鹏：疏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陈尚君先生讲得很清楚，它的校法是以底本为主的，很多底本的错误明明校出来了也不去改，不是择优而从的整理法。还有一点，其实可以把更多研究成果吸收进来，比如现在修订《二十四史》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可以用。

　　举个例子，汉景帝时代结束，《资治通鉴》引了一段《史记·平准书》，讲汉初经济情况的内容，那段文字现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作为正文来处理，其实不对，我看了很多以前的版本，这段文字应作为评论来处理，往下降两格。

　　澎湃新闻：“通鉴学”是一门大学问，《资治通鉴》从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被研读和研究。今天的研究有何新意？趋势和走向是？

　　姜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和读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挖掘《资治通鉴》，单单是把每一段记载和过去的史书比对，考证史源，并结合宋代的历史背景理解司马光的思想，就已经是非常庞大的任务。因为它的部头太大，历时跨度很长。

　　问题是，它的编纂定位是“帝王教科书”，套用今天的学科名词来类比，它是一种“应用史学”。《资治通鉴》是求应用的，这是司马光本身的立场。所以当我面对非专业的读者，比如在《百家讲坛》，就会讲用人术、人际关系、政治策略，告诉他们日光底下并无新事，要学习古人智慧，这本书是巨大的宝藏。

　　澎湃新闻：“应用史学”这种说法会遭到批评吗？

　　姜鹏：我不知道，可能会受到学者们的批评。但我不介意，因为那些不是写给学者看的。

　　澎湃新闻：市面上有一些白话本资治通鉴，比如说沈志华、张宏儒在中华书出的《白话〈资治通鉴〉》，柏杨的《白话本资治通鉴》。您为一般读者推荐什么版本？

　　姜鹏：最好看原文。只是对于很多业余读者来说看原文无异于催眠。中华书局的版本确实卖得不错，柏杨的白话本我看过一点，非常不推荐。因为柏杨那个时代，正值台湾自由化民主化的那个阶段，所以柏杨讲《资治通鉴》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比如他一上来就批评司马光没有民主观念，这就很可笑，他能有民主观念才是奇闻。我自己的解读《资治通鉴》系列会出五六本吧，主要是围绕书里写到的重要历史事件，并且对照其他史书，分析为什么这么讲这个事，以及文字背后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