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明末进士谢肇浙曾在其随笔《五杂俎》中记载了如下传闻：“倭奴之重儒之书，信佛法。凡中国经书，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云，有携其书往者，舟辄覆溺，此一奇事也。”。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兰学家桂川中良(1744~1808)也在其随笔《桂林漫录》中引用这一传闻：“孟子属忌讳之书，与日本神之御意不合。自古有传闻，云，如有船自唐土载该书而来，必颠覆。然至彼书无恙舶来日本之世，亦不为朝廷所用……”

　　在上述传闻中，虽然“舟辄覆溺”、“必颠覆”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段传闻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日本似乎自古以来就排斥孟子思想，孟子思想很难被日本接受。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事实究竟如何？在日本围绕着孟子思想到底发生了什么？排斥孟子思想始于何时？孟子的哪些思想遭到排斥？人们出于何种考虑排斥孟子思想？孟子思想在日本有没有产生过影响？如果有的话，那么孟子思想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一番考察和思考。

　　众所周知，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肯定“汤武放伐(易姓革命)”，其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政治论方面表现为“仁政(王道)”、“安民”；在人性论(道德论)方面则表现为“性善论”。“性善论”与“仁政论(王道论)”是孟子思想的两大支柱。孟子政治论的最大特色可以说就在于尊重人民和重视人民。孟子在道德论中除了主张“性善论”外，还提出了君臣道德的“义合”说，即“相对的君臣关系”。这种君臣观与“民本思想”、“易姓革命”一道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从日本学者井上顺理的考证和研究中我们得知，《孟子》一书大约在奈良时代的天平十年(约730年)前就已经传到日本，当时作为一般修养书为贵族阶层所接受并广为流传。针对《五杂俎》的传闻中提到的排斥孟子的现象，井上指出：“至少在中世以前没有那样的迹象”、“没有孟子因其思想内容而遭到禁忌的事实”。对于在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引起争论的“过激言论”，他指出：“毋宁说作为政治原则甚或作为对君主和为政者的鉴诫之言而被平易、朴素地接受下来”。井上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否定了谢肇浙《五杂俎》中记载的日本自古禁忌孟子的传闻，指出中世以前并不存在《孟子》由于其思想内容而遭到禁忌的事实。

　　那么，关于禁忌孟子思想的传闻难道是空穴来风？其实并非如此，这一切应该说都与江户时代的思想有关。

　　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民本思想”等常常被人们提出来，成为江户时代诸学派争论的导火索。江户时代，《孟子》几起几落，甚至出现了各个学派之间以及在同一学派内部围绕“尊孟”、“非孟”而争论不休的特殊现象。

　　江户初期的代表性儒者林罗山(1583-1657)曾肯定《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思想，并把它作为德川家康(1542-1616)创立江户幕府伟业正当化的理论武器。据传1612年德川家康与林罗山谈到“汤武放伐”，林罗山对家康说：“汤武顺天命、应人心而伐桀纣，自始亦毫无为自身考虑之意，其本意只在于为天下除暴，救万民于水火，万万不可称‘恶’”家康对他的这一观点十分赞赏，认为“此说纯正且甚明晰”。但是，后来林罗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并以朱子学“天即理”为理论根据，主张人们的高低贵贱是由先天决定的，放弃了基于天命观的肯定“易姓革命”的思想。

　　纵观以后在江户时代诸学派中围绕《孟子》展开的议论，我们不难发现其焦点几乎仍然集中在是否赞同孟子的“易姓革命”方面。与此相关联，孟子的“君臣观”、“民本思想”、“王道思想”等亦成为中心话题。林罗山以后，山崎暗斋学派、古学派、国学派、后期水户学派等着名学派，也都围绕着孟子“易姓革命”思想展开了或肯定、或批判的不同争论。

　　山崎暗斋(1618—1682)学派围绕孟子问题出现的意见分歧和争论足以说明孟子思想与日本近世社会的身份制度有着极大的冲突。山崎暗斋站在“大义名分”的立场上着有《汤武革命论》一文，指责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是以臣弑君，是绝对不可以的，“革命”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圣人的“大权”，他根本不承认臣对君实施放伐的“革命”。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臣下对君主的单方面的绝对忠诚和恭顺，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君臣大义”。然而，关于这一问题，他的三个直系弟子中的佐藤直方(1650—1719)和三宅尚斋(1662—1741)，因与老师的见解不同而被断绝了师生关系。唯独其中的浅见絅斋(1652—1711)则始终恪守师说，忠实地继承着“大义名分”的立场。他在《书拘幽操附录后》一文中指出：“呜呼，自放伐之事一行，而千万世无穷之下，凡乱臣贼子弑君窃国者，未尝不以汤武为口实。”由此可见，他对“汤武放伐”持否定态度。此外，他还在《拘幽操师说》中这样写道：“上下尊卑各有名分，万古不动。如同天地之位，无论何时何地，君率臣，臣从君忠心不二，各有当然之道理。”然而，同为暗斋直系弟子的佐藤直方和三宅尚斋对此却持有不同观点。直方在与尚斋合着的《汤武论》一文中充分肯定“汤武放伐”并以《孟子》中的原文为根据，指出“尧舜汤武其揆一也。”不仅如此，他还在《汤武论》中写道：“由汤武看桀纣虽为君臣，然由天看来，桀纣如‘家老’(即家臣的头目——引用者注)，汤武如‘管家’。然天命放伐，不可不从。”由此可见，他的“汤武放伐”思想是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观”为根据的。此外，他还在《中国论集》中表示：“为天下之主者，应为有德之人也。无德之人不可为天下之主。”此论虽说是因批判浅见絅斋的所谓“正统论”而发，但却反映出他对中国儒家“有德者为君”思想的忠实继承。三宅尚斋也基本上和佐藤直方站在同一立场，充分肯定“汤武放伐”，批判暗斋《拘幽操》中的绝对君臣观念。他在《汤武论》中说：“文王泰伯有文王泰伯之理，汤武放伐亦有理之事也。”由此可见，对于“汤武放伐”的认识，他遵循的也是程朱理学的观点。在《汤武论》中他还这样写道：“自崇尚、主张吾邦皇统相续，无易姓革命以来，推崇文王泰伯，重《拘幽操》之意，终不深探汤武放伐之意，妄将汤武诬为大贼。是穷理不精，蔽于一偏所致。”明确指出其师暗斋之说流于偏颇。但是，到了后世，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直方、絅斋的所谓“合理主义”思想在日本社会并未形成主流，而暗斋所强调的“绝对君臣观”与“尊王论”相结合，在以后的思想史中影响越来越大，一直影响到幕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