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让我们再简要地看看日本江户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思想学派——古学派、国学派、后期水户学派对《孟子》“君臣观”、“革命论”的看法。

　　在古学派中，与山鹿素行(1622—1685)获生徂徕(1666—1728)相比，伊藤仁斋(1627—1705年)最重《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思想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孟子古义》、《语孟字义》中认为，“汤武放伐”并非朱子所说的“权”而是“道”，他认为：“道者天下之公共也”，汤武是为天下除“残”、“贼”，决不是出于个人私情。然而，仁斋的这种思想结果只停留在理论认识阶段，并未发展成对体制的批判。

　　国学派对《孟子》的“君臣观”、“革命论”分明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立场。国学派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1730—1801年)继承了古学派复古主义的侧面，对外来思想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主张应予严厉的批判和排斥。他在《玉胜间》中严厉批判《孟子》的“汤武放伐”论、“君臣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乃甚过之恶言也。而《孟子》终篇，只屡言对亲当孝，却无一言云对君当忠。又，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此一章，可知孟轲之大恶。此虽为人君教人之语，实乃过于信口之恶言也。此书非人臣者宜读之书，实乃教人臣不忠不义之物也。”可见，《孟子》在宣长眼里是一本教臣下“不忠不孝”的书。

　　后期水户学派对孟子的“易姓革命”思想基本上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在继承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观念的同时，否定了其中包含着的“易姓革命”思想。后期水户学派一方面说明“天祖”及其子孙天皇的权威，另一方面同时也对幕府统治的正统性给予肯定。水户学的代表性思想家藤田东湖(1806ー1855)曾着有“孟轲论”一文，站在尊王立场上，对孟子的“君臣论”、“革命论”乃至“王道论”等进行严厉批判，认为孟子的“王道论”不符合孔子的思想，指出孟子的王道思想不适用于日本。但同时也主张孟子的“存心养气之论”、“治国安民之说”、“辨异端邪说之说”等也有可取之处，主张不应全部否定。

　　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为了使日本尽快摆脱面临的国内外危机，积极主动向孟子思想寻找“救国良方”，演绎了将孟子思想与自己的改革思想完美结合的一幕。

　　首先，松阴站在人性平等的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给予高度评价，试图通过承认和相信民众所具有的优良的道德心来打破身份制的束缚，从而调动民众参与政治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赋予民众在“尊王攘夷”以及国家独立中担负起政治使命的主人翁资格。

　　此外，松阴在充分肯定孟子的“仁政论”的同时提出了重视民生的“民政论”主张。松阴的“民政论”主张经常与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稳定、民心的凝聚和人才的选拔等结合在一起来论述。而且，松阴的“民政论”所指向的“安民”这一政治目的，在幕末的特殊状态下理所当然与国家(天下)的完整和统一这一至高无上的政治课题联系在一起。他所追求的“民政”(政治内容)→“安民”→“保全国家”(政治目的)的思考路径与孟子的“王道”政治路线颇为接近。换言之，不是通过增强军备，而是通过“仁政”(道德政治)来把人民组织和凝聚起来，并以此来谋求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这种孟子以来的构想再次受到松阴的高度评价，并作为当前的“急务”而被应用到了他的改革实践之中。

　　同时，孟子的“民政论”还为松阴批判海防论以及对现行幕藩体制及其措施(封建制、武士阶层、三勤交代等)的批判和追究为政者的失误(重税所导致的人民的叛离)的批判提供了理论根据。对于江户时代最高统治机构的德川幕府，松阴从“培里来航”时起，就追究过其不履行攘夷的政治责任，认为“幕府失天下之心久矣”，并通过抬出天皇而把幕府相对化。在《讲孟札记》中，松阴明确提出了如果幕府不履行保卫国家独立的职责的话，可以废掉它的“倒幕革命思想”。这些观点都是以孟子上述“民本思想”为依据的。在对将军相对化的同时，他对天皇的尊崇和期待开始急剧升温。于是便形成了他的“尊王思想”。松阴主张的“尊王思想”虽说是基于日本的“记纪神话”等传统思想，但从内容上看面蕴含着许多孟子“王道思想”的内容。松阴的“民政论”尽管成为了裁定幕府政治得失抑或废立的标准，但是对于根据血统的尊贵性而被赋予了政治主体资格的天皇来说，问政的“民政论”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附属条件。

　　除上述代表性的思想家和学派的观点外，围绕着孟子的“君臣观”、“革命论”争论不休的事例及观点鲜明对立的主张亦时有所见。例如，获生徂徕的《孟子识》、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年)的《孟子论》、《圣学问答》、中山城山的《崇孟解》、藤泽东垓的《思问录》、伊东蓝田的《汤武论》、佐久间太华的《和汉明辨》等着作，都对孟子“君臣观”、“革命论”持批判立场。与此相反，高濑学山的《非圣学问签》(批判太实春台《圣不问答》中的诋孟论调)、薮孤山的〈崇孟〉等，都是站在崇孟的立场上与排孟者大唱反调。

　　除了上述观点鲜明对立的着述以外，江户时代还出现了大量注释《孟子》的书籍，着名的有中井履轩的《孟子逢原》、冢田大峰的《孟子断》、佐藤一斋的《孟子栏外书》、赖山阳的《孟子评点》等，据井上顺理调查，仅江户时代《孟子》注释书就多达456种以上。

　　通过对上述书籍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我们一定能对从“孟子思想与日本”这一问题中看到的、作为外来思想的中国思想与日本思想的冲突、融合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揭开更多尚未被我们充分认识的“学术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