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

　　乾隆二十一年(1756)，内阁中书赵翼被派充军机章京，逢早班之期，五鼓即需至值房，“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这给当时会试屡次落第的赵翼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忆及，仍不禁感叹“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檐曝杂记》卷1)。直至光绪中期，任职吏部考功司的何刚德黎明时带领引见入宫，看到年幼近支王公入学，立刻想起“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说(《春明梦录》卷下)。

　　清人对这种要求至严的“家法”及其收效颇为得意，乾隆时为皇子授读的钱载在家信中写道，“盖一则习劳、一则聚在一处书房，心力易于定，而他务及外务均不得而使之近，此天家之善教也”(《郎潜纪闻四笔》卷10)，这当然是鉴于前朝皇子或颟顸无知、或结党乱政而言的。

　　上书房课读制度的形成

　　清朝重视皇子教育的传统始于清圣祖，这应与其早年经历有关。圣祖六龄即位，并未接受系统的教育，仅能跟随两名略通文字的内监学习句读与书法，至亲政后始有机会发奋勤学，五更即起读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庭训格言》)，并延纳儒臣、举行经筵日讲。因此，当皇子临近入学之龄时，圣祖对于师傅的选择、课程的设置均有过缜密的考虑，而上书房课读的雏形即隐然其中。

　　由于康熙朝尚实行公开建储之制，相较于其他皇子，皇太子胤礽的教育最受圣祖关注，亦留下了更详细的史料。胤礽年幼时是由圣祖亲自加以训诲，“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指示精详”(《清圣祖实录》卷234)，这在清朝可谓鲜见。胤礽稍长后，圣祖曾先后简派张英、熊赐履、李光地等为其授读，并命老成翰林时相随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胤礽年已十四，读完五经，圣祖乃正式为之选择讲官，经过与阁臣的讨论，最终确定为工部尚书汤斌、吏部尚书达哈塔与少詹事耿介三人，并于六月初九日起为胤礽课读，圣祖时常前往检查。

　　至于其他皇子，则并不能享有这种待遇，往往是年龄相仿者集中在一起就读，似亦无固定的师傅。不过，当皇太子与诸皇子皆在宫中时则一同读书，读书之处即是后来的上书房。

　　其次是课程设置的问题。清朝作为满洲征服王朝，制度设计一方面需注意平衡满汉，另方面则强调“国俗”与满洲认同，避免同化。胤礽的讲官之一达哈塔为满洲正白旗人，不识汉字，圣祖特别召见训谕：“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起居注》)足见其用心之深。就《起居注》所载来看，胤礽清晨开始读书，先读经书，巳时练习满汉文书法，随后反复诵读本日所学经文，傍晚外出练习骑射，晚间讲官检查当日学业，任取一段经文令太子讲解，至此才结束一天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圣祖自言“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起居注》)，因此也要求诸皇子按此强度背诵，胤礽往往在午后开始诵读，至傍晚才可诵满120遍。

　　世宗即位时，三子弘时二十岁，四子弘历、五子弘昼俱仅十三岁，正为读书之龄，此先已由庶吉士福敏授读数年。雍正元年(1723)正月，世宗命朱轼、张廷玉、徐元梦、稽曾筠为皇子师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开讲，其后又有蔡世远、梁诗正、任启运等年辈稍低的翰林入直。乾隆元年(1736)正月，高宗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福敏、徐元梦等为皇子师傅，为时年九岁的皇长子永璜、七岁的次子永琏授读。世宗、高宗父子都在改元之岁首宣布皇子就傅，显然是欲郑重其事。不过此时课读皇子并无固定场所，曾先后换过南薰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等几处地点。

　　乾隆朝是上书房课读走向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乾隆初，高宗选择干清门内东庑五间作为上书房的固定场所，据昭梿言，选择此处是因为“近在禁御，以便上稽查也”(《啸亭续录》卷3)，皇帝在干清宫中即可听到皇子读书之声。其次是上书房总师傅的产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侍郎介福、观保、蔡新为上书房总师傅，后来则更多以大学士、尚书等贵臣派充，专司稽查。复次是“皇子六岁入学”家法的确立，并推及至于近支子孙，虽然尚不清楚这一变更具体发生于何时，不过在乾隆四十三年的一份上谕中，高宗已然将之形容为“我国家之制”，并作为清朝皇子教育远胜于先代的例证(《清高宗实录》卷1067)。在退位前一年，高宗已五世同堂，自皇子以至元孙皆在上书房读书，上书房课读至此达到巅峰。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上书房无印信、无额定实缺，并非官署，上书房行走是派差，各官均另有其本职。在乾隆初确定固定地址前，上书房仅是一种泛称，其满文作dergi bithei boo，dergi有尊上之意，故汉字有“上”、“尚”两种歧写，《御制增订清文鉴》释为“内廷阿哥读书之所”(dorgi agesai bithe hūlara ba)，满人旧有“书房”(bithei boo)之称，或因皇子读书所在，故加dergi以示尊崇。

　　晚清以来学者就上书房的始设年代问题聚讼未决、歧说纷出，事实上，从康熙朝皇子读书开始，宫中大抵即有上书房之称，最终在乾隆朝形成完善的课读制度，因此没有必要亦不可能追溯到一个确切的初始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