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中的人情与政治

　　书房课程与作息

　　前述胤礽的课程只是早期皇子教育的一种尝试，雍干以降，无论是课程强度、学习内容还是仪式规范，皆较之前有了明显的完善。

　　皇子入学首先要学习的是尊师，这主要体现在仪式上，清朝皇子的地位甚为尊崇，王公大臣皆须双膝跪行礼，汤斌为胤礽课读时，虽是坐讲，但见面、授书时仍需跪拜。雍正元年弘历等入学时，世宗本拟令皇子拜见，后因诸师傅惶恐不敢受，乃改为皇子作揖，诸师傅站立受礼，从此成为皇子拜师礼之定制。平日授读时，诸师傅亦不必向皇子跪拜，不过这只限于汉臣，由于八旗制度下形成的强烈的主仆意识，教授满蒙语文与骑射的谙达仍需向皇子长跪请安，口称奴才。

　　学习尊师的另一方面来自皇帝以身示范的影响。上书房总师傅固是由重臣兼充，不过真正为皇子授读的诸师傅多系以翰林派充，品秩不高，皇帝对之十分尊重，时加问候、赏赐，以确立师傅在皇子间的权威。世宗某次驾临书房，梁诗正正为弘历作大字，世宗见“墨渍袍袖”，特命弘历在一旁护持(《郎潜纪闻三笔》卷11)。

　　就汉文经典的学习来说，上书房根据就读皇子皇孙的年龄与程度，分为若干房，由不同的师傅授读。当时虽没有一份明晰的课读章程，但历任师傅遵循的读书次第与范围是大致相同的，即由经学而史学而词章，这可从高宗与仁宗的回忆中得证。高宗九岁读书，十四岁学作文，至二十岁“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乐善堂全集》庚戌年原序)；仁宗六岁随觉罗奉宽读书，十三岁时粗通五经，改从谢墉学今体诗，十七岁又师从朱圭学习古诗古文(《味余书屋全集》定本序)。

　　上书房读书的定制是所谓“卯入申出”，亦即说皇子每天最多有近12小时在书房中度过，暑热时则改为午初(11时余)散学，此外每年仅有六天放假，即元旦、端午、中秋、本人生日、万寿日及前一日，甚至除夕也只是提前至辰时散学而已。

　　那么，皇子们每日在书房中的读书生活又是如何？这方面最详细的材料来自宣宗第七子奕譞(后封醇亲王，即德宗本生父)所撰的一部专记“宫阙轶事”的《竹窗笔记》(影印本见《故宫珍本丛刊》第585册)。据其回忆，皇子与师傅均卯时至书房，随后由谙达教习骑射、满蒙语文与翻译，历时约四刻，早餐(辰初二刻)后至晚餐(午正)前温习旧书、讲授新书，午餐后写字，读古文古诗，稍年长者加读《通鉴》，并练习作诗，暇时亦偶尔学作赋，但不学八股。两餐是皇子的固定休息时间，此外每天亦有一二次休息机会，需要经由师傅同意，每次不过一刻，只能在书房下屋小憩，不可外出四处走动。这是道光朝的情况，其他时段虽限于史料不可详知，不过应与此大致相似，可以说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强度是相当大的。

　　皇子六岁入学，在二十余岁封爵分府、搬出宫中前，都必须在上书房苦读，如少年封爵、并无职任者，虽已分府亦须前来读书，只是午后即可散学，以示区别。在近二十年的读书阶段，师傅的教导对于皇子的成学有直接影响。在上书房中，师傅无论其品秩的高低，对皇子而言都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如皇子读书不认真，师傅可以罚书、罚字、罚站，皇子“惟师傅之命是听”；逢早晚餐时，“师傅准去吃饭方去”，否则随侍谙达与内监“无敢催促者”，傍晚散学时亦然(《竹窗笔记》)。

　　书房中的人情与政治

　　自秘密立储实施后，清朝对皇子的约束愈加严格，时时防范其与大臣结交。如文首引钱载之言，上书房课读事实上将皇子束缚于此，令其不得参与外务，如此便不难理解何以有皇子年近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来读书。咸丰五年(1855)七月，文宗与恭亲王奕因康慈皇太后丧仪发生冲突，上谕罢奕职差，“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清文宗实录》卷173)，由此可见上书房约束近支宗亲的功用。整体而言，清朝的约束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对于深居宫内的年轻皇子来说，书房是为数不多的可与外朝交流的场所，很多重要的人际关系乃至政治资源都来自这二十年的读书生活。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师生之谊。皇子在分府之前，所熟识的朝廷大臣仅有诸位师傅，朝夕过从，终生感念。奕譞六岁入学，师从朱凤标十六年，“吾师慈祥善诱，训诲周挚，课程诵读之暇，凡余一言一动，师辄援引经义、曲加譬拟化导，责备尤严”。咸丰十一年(1861)奕譞受任御前大臣，朱凤标虑其年少而膺重任，恐有过失，“频锡手书，训勉备至”，奕譞来拜会时，亦必耳提面命，反复训诫。奕譞对恩师感念至深，曾形容为“如负冬日，不可暂离”(《窗课存稿》自序)，朱凤标逝世后，奕譞特将早年经其批改的诗稿汇刻一册，以示纪念。

　　不过在清朝前中期，为了避免结党之嫌，师生间的往来是相当谨慎克制的，绝对不会牵涉至朝政层面。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会时常与各位师傅诗文唱和，这当然是课程训练的一部分。皇子分府离开上书房后，师生之谊仍然存续，如高宗第六子永瑢、第十一子永瑆成年后与蔡新、谢墉、钱载、周煌、金甡诸师都有密切的联络，时有诗文唱和，蔡新、钱载晚年致仕归里，文集编订后都寄送永瑆，由其作序付梓；谢墉晚年获谴在京，永瑆特在热河挑选京中难得的野蔬、干肉、鹿肉馈送恩师(《诒晋斋集》卷5)。

　　讨论书房中的师生关系则不能不提到清季稗史中盛传的奕詝(文宗)与奕的竞争。民初徐珂编订的《清朝野史大观》中辑有一则轶闻，言宣宗时皇子射猎南苑，奕詝之师杜受田深知奕詝骑射不如奕，遂教导其不发一枪一箭，宣宗若问，则答以春季不忍伤生，奕詝遵计而行，宣宗果然大喜，称其有君子之度。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大致将奕詝得立归因于杜受田的心计，如果考虑到文宗即位后对杜受田倚任之深，此种传说恐非空穴来风。同时就读、年龄相仿的皇子都希望得到皇父的青睐、甚至成为心中默定的储君，暗中竞争自然不可避免，而师傅正成为皇子背后的坚定支持者。

　　这种竞争当然都是暗中进行的，皇子的日常姿态必须谦和友爱，对他们而言上书房又成为培育、展现昆仲之情的最佳场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和睦手足的一种象征。道光元年(1821)冬至，宣宗来到上书房，想到即位逾年“不得至书帷与诸弟相亲”，不禁大发感概：“去岁冬日曾至上书房，寒窗相对、昆弟言怀，本月十九日几务之暇，偶复临憩，抚简编而如旧，感驹隙之递迁，惟期诸弟乐善为怀、毋忘夙诲也”(宣宗《御制诗初集》卷4)。皇子之间最常见的联络方式是诗文唱和、品评书画，仁宗早年与永瑆、永璘两兄弟同住毓庆宫，又在上书房同室读书，先后二十余年，感情最笃，故诗稿中有大量与二人的酬唱之作。诸兄弟冬日读书时，往往以吟咏为乐，并辑为《尚书房消寒杂咏》一册，乾隆四十九年(1784)永瑆又题诗其上存念，不久永琰(仁宗)用原韵相和，至五十一年，早已离开书房的皇六子永瑢又用别韵唱和三首，忆及旧日“天家开讲席”的盛况(《九思堂诗钞》卷4)。内廷皇子的昆仲友爱，正是通过这些书房唱和之作展示给外廷臣僚。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书房中的随侍人员，即哈哈珠子。此词是满文haha juse的音写，意为幼童，但“非年届十八岁弗用，仅存其意而已”(《听雨丛谈》卷12)。皇子各配八名哈哈珠子，负责料理杂务，他们出身八旗闲散，与皇子年辈相仿，容易得到信任，在清初尤其如此。胤礽身边的亲信哈哈珠子德住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突然因“悖乱”被处死，事关机密，详情已不可考知，极有可能是因涉入宫闱政争，圣祖希望以此警示胤礽。不过随着后来对皇子的约束日益严格以及八旗制度的改革，哈哈珠子由八旗、内务府统一挑补，不可能再作为皇子的私属性力量参与政治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