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一、“人性”与“天道”

　　人之异于禽兽的“人性”，它体现在孔子所说的：“仁者，人也，……”“仁爱”是人所具有的本质。孔子的《论语》中讨论“人性”的地方不多，但他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性与天道”问题，“人性”之实现即为“人道”，“人道”体现“天道”，这个问题太大，所以他和他的学生很少讨论，但它实为中国哲学之根本问题。另有“性相近，习相远”一说，此说确立了人之为人者其性大体相同，开创了“人性”之共同性、普遍性之先河。自孔子以后到孟子时代，儒家讨论“人性”的问题多起来，至少有五派(据王充《论衡》)，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把“人性”规定为“性本善”。所以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禽兽之不同就在于人有“恻隐之心”这点上，“恻隐之心”的发挥(实现)就是“善”，据此，儒家展开了他们的“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天人伦理”等诸多方面关于“人”的学说。

　　二、儒家的道德理想伦理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身，亲亲为大。”“仁爱”是“人”本身所具有，爱自己的亲人是“仁爱”的基础。但此种“仁爱”必须推己及人，所以儒家为中国设计了一套道德理想社会的蓝图，这就是它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从儒家的“大同”论述可以看出，它是基于“仁者，爱人”而推广于天下，所以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天下为公”的“大同”这种道德理想的信念，自然就是“以人为本”。基于此而展开的儒家学说都没有离开“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理念。我们可以把这种信念称作“道德理想伦理。然而“道德理想伦理”要落实，需要有儒家的“政治伦理”(政治)、“经济伦理”(经济)、“社会伦理”(人与人的关系)、“天下伦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相配合来扩展而实现。

　　三、儒家的政治伦理

　　《大学》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没有“以人为本”的“道德理想伦理”，“政治伦理”是无从谈起的。

　　如何“修身”，孔子提出要“修德”“讲学”“徙义”“改过”，这样才能“下学上达”，成为君子，才使自己有个“安身立命”处。如何“齐家”？儒家把“孝”作为家庭伦理的基本。《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王弼注谓：“自然亲爱为孝，推己及物曰仁。”“孝”是出于“自然亲爱”。《孝经注疏》中说：“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则生敬爱之心，是常道。”又说：“孝是真性，故先爱后敬也”；“爱之与敬，俱出乎心”。“爱”与“敬”发乎于人之本性，非外力所加，自然如此。费孝通先生对此有新的解释说：家庭伦理“孝”的意义在今天主要应体现在“尊敬祖先和培养优秀的后代”。这就是说：对祖先要尊敬，对后代要精心培养的家庭责任。这样就做到“齐家”了。

　　如何“治国”？在中国，如果说“家庭”是个小社会，“国”则是一个大社会。一般认为，中国前现代是专制的“人治”国家，而西方近代则是“民主”的“法治”国家，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应该说在前现代儒家的理想应是以“礼法合治”治国。我们从《二十四史》的“志”中常常看到有“礼乐”和“刑法”两志，这说明儒家不仅注重把国家建成礼乐之邦，同时也对“刑法”的建立颇为重视。《礼记·坊记》：“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意谓“礼”是君子所设立为防止超越道德的界限；如果用“礼”不能防止道德败坏，那么就要用“刑”来制止为非作歹，祸乱社会；如果“刑”还有不足之处，则可以用“法令”来补充，以防止社会贪欲横流。可见，“礼”“刑”“令”三者功能不同，但都带有制度性的意义。《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不仅说明“礼”和“刑”的功能不同，而且说明二者的效果不同。因为用“政令”和“刑法”虽然民可以暂时避免犯罪，但不是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因此对犯罪并无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礼教”来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会自觉地走正道(由自律)。贾谊《陈政事疏》中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生难知也。”这是说：“礼”的作用要在人们犯错之前就加以防范；而“法”是在人们犯错之后加以惩治。“刑法”的作用易见成效，而“礼”的作用难以立竿见影。这说明，“礼”要靠道德教化长期养成(修身)，“法”是一种外力所加的不得不备之举，不遵守“礼”的要求，这叫“出礼”(或“越礼”)，“出礼”就会“入刑”。

　　所以在中国儒家认为“礼”和“法”有着表里相依的关系，这或不应忽视。《汉书·礼乐志》中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的作用是调节人民心之所求，“乐”的作用是表达人民追求和谐相处的要求，“政”是要求处理“政务”要顺民情而能行通，“刑”是为了防止人民“出礼”而“入刑”所设立。我认为，这也许是儒家“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所求。

　　如何“平天下”？此句应理解为“如何使天下平”。此“平”或有三义：“平”可作“和平”解，如尧对舜说：“协和万邦”，各邦国和平相处；“平”也可作“平等”解，如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亦可作“平安”解，如“仁者安仁”“老者安之”“修己以安人”。“天下平”，包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平”；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又包括每个人身心内外的“平安”、“安宁”，这样就真正“天下太平”了。近日不少学者在讨论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有许多新见解，因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列举了。

　　四、儒家的经济伦理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如何加焉？’曰：‘富矣。’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看到，卫国的人口众多，这和孔子的“来远人”思想有关，因为众多的老百姓都愿意安家落户于此地，它说明在此处生活能安顿下来，才可以建立家业。有家有业之后，国家就应使人民富裕起来。为什么能生活聚集在一起，《周易·系辞》中说：“何以聚人，曰财。”把人民聚集在一起，很重要的是要靠经济的力量。所以孔子并不反对“富与贵”，《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人追求富贵并非不应当，但取得富贵要有正当性，“取之有道”。而如何使“取之有道”具有正当性，这就要靠教化之功能。由此可见，儒家认为经济活动必须是合乎道义的。《二十四史》多有“食货志”，可见当时治国者对农商工的各种政策和制度多以关注人民之经济生活为目的。这个问题颇多，非我能力所及，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