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的人类，一方面享受着西方工业文明积累的巨大财富和造就的发达科技，以及民主体制带来的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饱受着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严重恶化之苦和道德危机、社会危机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就化。变化之一，是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野心有所膨胀，好战倾向有所增强。变化之二，是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高涨，民族宗教冲突加剧，民族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变化之三，是欧洲共同体实力不断壮大，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迅猛，世界走向多极化态势。变化之四，是经济全球化借着发达的信息技术而加快了速度，地球变得更小了。本来人们在两大阵营对抗之后内心燃起了更多的和平期望，可是不久这一期望便被一连串的战争所浇灭。新世纪来临之后，霸权主义横行，恐怖主义肆虐。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接着便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者尚未结束。强权主义受到的挫折和批评固然很多，但他们仍不愿放手。中亚地区又出现在外力挑动下的社会动荡，冷战思维的惯性还在发生作用。

牟钟鉴先生

　　人类社会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域、多国别、多文明的世界，不同群体之间自然会有许多矛盾和摩擦。但是回顾20世纪的历史，面对着“地球村”的现实，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共处，是需要重新思考的。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一切，难道都是必然的吗？“弱肉强食”的生物学规则和贵斗哲学是否依然适用于全球化的时代？

　　在西方世界，人们有不同的思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其中一种。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1997年)中，承认世界“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并表示“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他在中国读者面前不能不这样说，事实上他并没有就文明的对话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论证，相反他带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大讲文明的冲突，把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威胁。按照他的逻辑，文明的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书中甚至描绘了中美开战的可怕前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其说是为了推动文明的对话，不如说是在强化人们的冲突意识，提醒西方世界为文明的更大冲突作好准备。“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发生之后，有些人为“文明冲突论”唱赞歌，认为形势证实了亨廷顿的构想，这当然是错误的。最近在上海有人问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伊拉克战争是不是文明冲突的表现，他回答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军方和工业巨头的共同联盟发动的。”[1]这大概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文明的冲突是有的，如果背后没有利益的冲突，它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反之，利益的冲突，斗争不仅可以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文明内部，而且可以形成激烈的对抗。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首先发生在基督教国家之间，然后波及到全世界；上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流血八年，双方都是伊斯兰教国家。再进一步说，利益的冲突一定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吗？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和则双赢，战则两害。战争的发动者往往以损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人类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增加智慧，改变思维方式。

　　打破惯性思维、开出创新思维的西方有识之士大有人在。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就正式提出了“宗教对话”的理念。进入80年代以后，天主教在自由派思想家孔汉思努力推动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对话，包括宗教与儒学的对话，探讨世界普遍伦理的建设，形成文明对话的风气。他指出：“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也就没有世界和平。”从罗马俱乐部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后现代主义，从斯宾格勒、荣格、汤因比，到佩西、里夫金、弗洛姆、哈贝马斯、福柯，西方思想界对于工业文明的弊端和危机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其中许多人对于东方文明深怀敬意，有着殷切的期盼。在各国进步人士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把文化权利作为人权的组成部分，把尊重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的体系、传统和信仰在内的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看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这表示人类对现代文明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水平，而有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