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辈学者潘景郑先生编撰的《合众图书馆石刻拓片分类目录》油印成书，为全面、系统了解乃至利用这批已经归入上海图书馆的特藏，提供了难得的便捷之径。自此之后的五十多年中，未见有同类相关者续出，故世人但闻上海图书馆所藏碑帖之精且富，而于其详细究竟，则多不甚了了。

　　2013年，以“上海图书馆碑帖宝藏守护者”自勉的仲威先生，从其近二十年碑帖整理的原始工作笔记中，选出一百四十余篇，详录每件碑帖的刊刻年月、撰书姓名、行款尺寸、拓制时代、递藏源流、题跋考订等，撰为《善本碑帖过眼录》，由文物出版社刊行。虽然只是其有计划地介绍馆藏碑帖精品的点滴初始，但还是让有关研究爱好者有了期盼已久的欣喜和兴趣浓厚的关注。

　　近日，其又取历年陆续发表的在编撰《上海图书馆善本碑帖总目》中所积校碑札记和研究心得，汇作《碑帖鉴定要解》(以下简称《要解》)，更让人看到，无论是梳理已经定级的国宝珍品，还是发现久被尘封的善拓遗珠，都交织着作者长期付出的艰辛和一旦收获的喜悦，而其中不少内容或许还能成为同好学习分享之余，进一步思考探讨的启示和话题。

　　《淳化阁帖》绍兴国子监本

　　《善本碑帖过眼录》前有仲威先生自序，开首即谓：“上海图书馆藏有二十五万件碑帖拓片，其中能够称为善本者，约有三千余件，可谓百里挑一；能够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者，约有三百余件，堪称千里挑一。”则该馆所藏碑帖，数量既丰，善本亦复不少。故其撰《要解》诸篇时，坐拥宝库，有得天独厚之利，参校排比，多所取资；甚至能数本互勘，并几联校。勤勉之下，时有发见，所获往往非同寻常。

　　如《要解》中记2005年6月，其在“上海图书馆故纸堆中意外检得一册《龙藏寺碑》，楠木面板上有民国十五年(1926)朱士林(半亭)题签……册后有道光十四年(1834)九月诸星杓(味青)过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集古录》、《虚舟题跋》中关于《龙藏寺碑》的着录内容”，以及“诸星杓将此本碑字与《金石萃编》录文对比的校勘后记”等。因碑面泐损石花似有僵硬、雕琢之状，尤与上海图书馆另藏该碑存世最早的元、明间所拓唐翰题旧藏“张公礼”未泐本，风貌迥异，遂疑其为翻刻，“存疑待定”。

　　而六年之后，又见朵云轩藏该碑明末清初淡墨所拓的“李东琪跋本”，与之十分接近，“旋将‘诸星杓跋本’与‘李东琪跋本’做一校对工作。但当务之急不是比较版本优劣，而是判定是否同出一石。如何鉴定是否同出一石呢？看文字？非也；看石花？非也。因为翻刻本也会顾及这两点，校勘文字与石花反倒吃力不讨好，应该是看‘石质痕’，诸如石钉、石筋、石裂纹等等。这些如同人的指纹，是恒定不变的。加之‘李东琪跋本’又是淡墨拓本，更易于分辨‘石质痕’，因为石面稍有凹凸高低，拓本马上就会显现墨色浓淡的交界线，通过校勘分界线的形状和走势来比对异同，这种‘石质痕’是无法伪造的。结果发现，二本确实同出一石”。而“将‘诸星杓跋本’误以为翻刻的另一原因，就是过去看惯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龙藏寺碑》最佳拓本──唐翰题旧藏本，此本浓墨重拓，间有涂描，故原碑上石质痕──‘钉点石花’完全被墨色覆盖；又因拓工稍次，字口反不及‘诸星杓跋本’挺括”。于是总结出：“当年若是勤勉校勘，只要找一本清代干净拓本比对‘石质痕’，问题马上就能迎刃而解。”

　　所以“校碑既要‘往上看’(看善本)，更要‘往下看’(看近拓)，校碑书籍中记载此字损、那笔泐，若光看善本旧拓是得不到真实感觉的，只有看到后拓、近拓，才能明白损泐到什么程度，找到校勘的分寸感”。

　　这样的心得见解，决非泛泛，首先就离不开对该碑各种拓本的熟悉与掌握。至于要进一步搞清“诸星杓跋本”的拓制年代，则更需有众本的比勘互校。《要解》作者即以上海图书馆库中的“唐翰题旧藏本”(元明间拓本)、‘龚心钊藏本’(清初拓本)及朵云轩所藏“李东琪跋本”(明末清初拓本)，与之一一详校，最终确定：此“诸星杓跋本”应当是次于元、明间所拓“唐翰题旧藏本”、但却明显优于明末清初“李东琪跋本”的明中期拓本，“洵为‘天下第二本’，从而为上海图书馆又发现一本《龙藏寺碑》国宝级善本”。

　　这样的“天下第二本”，在上海图书馆的碑帖珍藏中，似不乏常见。

　　如汉碑名品《张迁碑》，今存世最善者，当推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朱翼盦旧藏明拓“东里润色”不损本，而《要解》中《〈张迁碑〉善本辨析》一文所列曾经蒋氏赐书楼、程氏五凤砚楼及邓邦述等递藏，首行“焕知其祖”之“焕”字右下捺笔未泐的明末拓本，正是上海图书馆所藏、仅次于故宫“东里润色”不损本的珍稀佳拓。

　　又如《〈天发神谶碑〉善拓排比细说》中所述上海图书馆藏赵氏天放楼旧物的明末拓本，相较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传为宋拓的罗振玉、朱翼盦递藏之存世最早拓本，虽其重要考据点十八行(中段)“敷垂亿载”之“敷”字左下角“方”部及“垂”字左上角等处皆已微损，但中段十八行“吴郡”二字及十九行“工陈”二字残笔，却尚仍其旧。更可一提的是，故宫藏存世最早本中，还有文字缺失，正如该本后朱翼盦长跋中所记：“惟此本第二段第六行‘己酉十四日中’之‘中’字，第十一行‘未解以八月一’之‘一’字，第十二行‘将军裨将军关内’之‘内’字，第十三行‘二字合五十桼’之‘桼’字，第十四行‘络典校皋仪备’之‘备’字，第十六行‘并共观视深甄历’之‘历’字，第十七行‘太平文字炳朖天’之‘天’字，第十八行‘刊铭敷垂亿’之‘亿’字皆阙。此盖由当时字未剔出，或因纸短失拓，在宋拓汉石往往而有，不足为怪，议者其勿病诸。”而上海图书馆藏赵氏天放楼明末拓本的相应情况则是：除“中”字亦失之外，“一”、“内”、“备”三字均存大半，“历”字仅泐“曰”部，“桼”、“天”二字皆全，仅个别笔画稍泐。尤其是“亿”字，虽有风化，但仍可辨识；而至清初以后所拓，即泐损极甚，已几不成字。

　　《伊阙佛龛碑》何氏清森阁本(资料图)

　　上海图书馆另有明拓唐褚遂良《伊阙佛龛碑》，为清初金石学名家叶奕苞(九来)旧藏，虽因首行“藏室延阁”之“延”字笔画间已有泐损等，只能位居国家图书馆所藏该碑存世最旧拓的明代何氏清森阁本之后，然笔者尝取2007年5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原色精印的何氏清森阁本，与上海图书馆叶氏旧藏明拓原本细校，不仅上图本中多处可见部首或部分笔画之残字，在何氏清森阁本中已都基本剪失，且第一行中“(其教)始于六经其流分于百氏莫不美天地为广大”十八字，也全数阙如。以何氏清森阁本行款每面三行、行六字计，恰为整整一面。再检视上世纪六十年代文物出版社珂罗版影印该册之本，亦无此面十八字，则基本可以推知，国家图书馆藏元、明间所拓之《伊阙佛龛碑》何氏清森阁本，虽为该碑存世最早拓本，但却有残缺之憾。

　　而这样的“美中不足”，在那些存世碑帖的善本中，好像并非个别，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何绍基旧物《史晨》前碑《奏铭》，为该碑存世最早的明初拓“阐字本”，就只存前半部共九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汉《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也是该碑现在仅存四件拓本中的最早宋拓，然偏缺其中二开。

　　又据《善本碑帖过眼录》及《要解》介绍，上海图书馆有两本同列国家一级文物的宋拓唐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其中那本王存善旧藏者，确是比另一潘志万旧藏南宋拓本稍早的北宋拓本，却佚失一开计八十字，碑额也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氏以明拓配补，册尾并附王氏同年3月所作“《道因碑》校勘表”等。

　　王存善(1849-1916)字子展，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光绪中署知海南，官虎门同知。后至上海，擢保道员。家富藏书，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12月)称其“手写陶诗薶小市，眼明宋集宝高斋。岭南有吏都超俗，但论收藏趣自佳”。所收金石碑拓，尤多精好者，且手自校读，颇用心力。

　　笔者曾于酷嗜金石碑版、多收善拓名品的友人陈郁兄处，共赏其嘉树堂珍藏的唐颜真卿《多宝塔碑》明中期精拓，亦王氏旧物，不但因十四行“塔事将就”之“事”字“口”部、十九行“写妙法莲花经一千部”之“莲”字“车”部、二十四行“方寸千名”之“千”字、二十五行“禅师克嗣其业”之“克”字“口”部等皆完好，而胜于上海图书馆那本列为国家二级文物的明末清初之拓，且全册各页裱边空白处，多有王氏细楷批校，从头至尾，一丝不苟。末页更题：“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长至日在上海装竟，存善写记。”真难得佳物也。更有名者，如现已分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卷一至卷八及卷十)和上海图书馆(卷九)的宋拓《淳化阁帖》绍兴国子监本十卷，上世纪初未拆散时，也曾在王存善处，并有其乙卯(1915年)长跋考校。王氏所藏，传至其子克敏后，最终尽散。克敏字叔鲁，《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亦列为一家。然其投靠日寇、充当汉奸，似较其父更加“有名”。

　　《要解》各篇中，还有一些通过作者处处留意、静心细究而获的特别发现，如“初上手时以为寻常之本，既无古锦面板，亦无楠木面板外护，近乎‘裸本’，封面布满灰尘”的《曹全碑》“俞复藏火烧本”，因“拂尘开卷细观，每页底端有火烧痕迹，各行烧焦半字，所烧之字仍能隐约可辨……马上联想到王壮弘先生《增补校碑随笔》所载《曹全碑》影印本中有文明书局影印，‘每页下一字为火烧残，有俞复题记’云云”，于是，由其末页所附俞复昔日旧题影印件入手，多方考校，知其不仅确为民国年间文明书局影印底本，且属仅下此碑最初拓“因”字未损本一等的“明拓未断本”，弥足珍贵。

　　又如同为当年文明书局影印底本的北魏《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沈景熊旧藏乾隆初拓本，也一直躺在上海图书馆库房里，“马粪纸面板极不显眼……一直未经文物定级，册中有几页中缝处已添虫蛀，所幸未伤及字口”。直到1996年初，才被《要解》作者偶然检得，几经研究考订，知其还是经清代金石学大家王兰泉(昶)题跋的《金石萃编》工作底本，不禁“为之狂喜”，遂于2012年选入“翰墨瑰宝”第二辑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原色精印行世。

　　其实，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宝”三辑二十种、特辑“四欧宝笈”，上海人民出版社《宝晋斋法帖》，以及即将推出的龚心钊旧藏《九成宫醴泉铭》宋拓宋装本等，均为上海图书馆善本碑帖中的白眉，而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碑帖名品”系列中，不少引人注目的珍本佳拓，往往也多出自上海图书馆所藏。于是，所有这些本子，除去其原有的文物身价外，又成了如今的“影印底本”。而“影印底本”的文献学术意义，原在于通过参照相对已经定格于某一时刻的影印之本，考察、比较其变化异同，从而为有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要解》作者就曾从吴湖帆“四欧宝笈”之一《化度寺》原石宋拓孤本的民国影印之本与现存原本的细勘中，发现了其首行开头第一个“化”字“匕”部之撇是否穿过浮鹅钩的不同，进而分析、揭示出吴氏慑于敦煌所出《化度寺》残本的“权威性”，竟涂描自藏原石真本以“削足适履”的“弄巧成拙”。而这个重要发现，也就成了后来屡被称引的校碑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