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城以上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共有3000座，每一座城市都变成了高楼大厦的样子。可是，中国文化在整个中国的城市中，已经彻底崩溃了，只剩下一点渣滓。”着名建筑师、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在2016年“TEDx上海”活动中，呼吁城市向乡村学习。他说，他对中国的城市传统文化的恢复感到悲观，但是中国的乡村文化还有可能抢救。

　　我出生在新疆，但是我的童年是在北京的胡同里度过的。2012年五月的某一天，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普利兹克奖。我在拿到了那个奖之后，让一辆专车跟着我，一直开到我小时候住的这个胡同，就是我的家，当时我的这个家正在被拆除。原来我记得它是个历史保护区，但是为了一个更加高大的目的，国家要在这修一个新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家就被拆了。

　　另外一个背景是，其实我获奖的时候，中国的建筑界是比较震惊的，因为在那之前我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边缘建筑师，另类建筑师，总之是一个奇怪的人，跟大家都不一样的人。我忽然获奖，大家觉得眼镜掉下来。为什么他获奖？这件事情很奇怪，因为他太不正常了。

　　当时有人说，你获得了普利兹克奖，是不是能让人不拆你的家？我说你想多了，你把这个奖想得太重，它没有这个功效。那么对我而言，这件事很重大，因为它让我跟自己童年的生活，自己曾经的一段历史，跟北京这个城市的联系就此中断。我和这个城市，在这个房子被拆掉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了。

　　中国县城以上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共有3000座，每一座城市都变成了高楼大厦的样子，我们大概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美国。可是，中国文化在整个中国的城市中，已经彻底崩溃了，只剩下一点渣滓。

　　中国人要的未来到底是什么？你跟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曾经深爱自然的一个国家，怎么会走上这样一种方向？在这样巨大的高楼大厦之下，普通人的那种卑微的日常的可爱的小小的生活还有没有价值？我觉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呆在杭州。

　　杭州人喜欢说杭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半边山水半边城”，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建筑只占一半，还有一半应该是风景，两个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城市的概念。

　　在过去的20年里，杭州扩大了10倍，也就是说现在城市的建筑和西湖的比例是10:1。当然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还有个西湖，如果没有西湖存在的话，我想我就要逃离这个城市，我要找一个我觉得可以住的地方去。

　　中国人一直有一种幻想，认为中国的文化在城市里毁灭之后就可以到乡村去找。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每一次城市被毁灭之后，我们就到乡村去把我们的传统找回来，把我们的那种对自然的感受找回来，把我们的手工艺找回来，把我们生活里中国的那种味道找回来。

　　那么找的回来么？浙江的乡村有4万个，在过去的10年里被彻底拆毁的有1万个，剩下的3万个里面被列入保护名录里的只有1000个，也就意味着剩下的2万9千个都可以随便拆，每天都在拆。

　　所以这是个问题，我们想象的那个罗曼蒂克的乡村还在不在？在过去的10年里，我带着我的工作室，我带着我的学生，在整个浙江省进行调查。中国很大，我觉得浙江省就已经很大，我们先把浙江的事情搞清楚。

　　如何在当代中国现实中，重塑乡土的文化身份？城市化是否是唯一的发展出路？这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我对这个事情一直是有疑问的，我们一直讲城市化，我们想象的全世界都是一样的，结果回来发现，只有中国是这样的。那么传统到底还有没有价值？我们看到那种自然的、生态的(东西)，对今天到底还有没有价值？传统的建筑都是手做的，在今天全部用机器的时代还有没有可能？

　　我想走的一条道路，我称之为充满差异性的更亲近自然的道路。因为最可怕的是搞出一种新的中国风格，又是一种概念化。因为真正中国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非常有吸引力的。当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城市，因为城市在中国太强势。

　　图为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我们在杭州做的中国美院的象山校园，我称之为一个试图用乡村影响城市的实验。我们这个校园使用的全部是回收的旧的材料，当时我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当整个城市都在拆除传统建筑的时候，那些废料，那些曾经那么优美的，充满了尊严的，文化尊严的东西，像垃圾一样成山的堆在那里，总要有人做点什么，要面对这个问题给一个答案，这就是我们做的。

　　我们在整个校园里用超过800万件回收的砖瓦石等旧材料做这个校园，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我们做的过程从2002年持续到2013年，11年间我随时处在崩溃的边缘。这个工作的压力无比之大，幸亏我有我的太太，在最艰难的时刻一直支持我，跟我们一起，我们有四年每天都是凌晨三点钟以后睡觉，我们有四年住在旅馆里面没有回家，就是为了做这样一件事情，而且几乎没有收入，学校没有钱，我们几乎是免费的。

　　我们从乡村学到这么多东西，其实我一直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的乡村需要抢救。中国的城市传统文化的恢复，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悲观，几乎没有可能。我对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处在绝望的状态里，但是中国的乡村文化还有可能抢救，它不是在那里好好的，而是天天都在崩溃，如果你不抢救，10年之内就不存在了，全部消失，中国文化在这个地球上就不存在了。

　　我们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在杭州旁边的富阳做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也是很有趣。我们在富阳做了一个全县调查，300多个村子，列入保护名录的只有一个村子，剩下的290多个都可以随便拆。

　　那么真正还有多少个村子值得保留？我们去做了个调查，后来发现，还有一点点传统东西的村子，也不过剩下20多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惨的状态，我们后来选择了文村作为启动点。这个村子没有被列入保护名录，我们的专家认为它没有任何保护的价值。但是在我眼里它就是有价值，因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村落都有它的价值，每一群人生活在那里都有他的价值，你不能说没有价值。

　　我给文村起了个外号—— “半残村”，基本上老房子只剩下不到一半，剩下都是新房子。你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半残废的村子给救回来？这20来个村子我认为可以做，因为一个生命你要是高明的大夫你还能把它给救回来。剩下的280个村子在我眼里我真的没办法。我医术再高明，他们已经死了，我救不回来了。这20多个村子，我们想把它救回来。

　　我们当时到村里，村里有个新的地，他们做了个规划，要造15栋新的农民的大house(房子)，他们梦想着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要做15个大house(房子)。我当时看了之后就跟他们聊天，我说我们不能这样浪费土地，我们的前辈都知道我们的土地很紧张，我们看一下我们原来的村子的做法，这个做法太奢侈了。所以我们启动了这个工作，想办法帮助他们。

　　我们进入后，试图能够找到一个不同的做法。很多人说他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向自己学习就能发现很多道理。你看这是老的村子，密度多么高，因为土地非常的紧张，不允许那样奢侈的使用。

　　按照这样一个老的肌理我做了一个重新的设计。你看这个地，我做了24户进去，15户可以做到24户，而且是疏密有致，感觉是从老的村子里自然地长出来，是做的到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体会到建筑学的力量、设计的力量。

　　我是个很傻的建筑师24个农居我设计了八种，每八种又设计了三种变化，所以就设计了24种。任何一个建筑师用商业利益去计算，都不能这样做，因为你必亏无疑，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你面对这样一个生命，完全是另外一样的想法。

　　中国人的生活里，没有了院子，有和没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第二，你的祖宗在哪里，我们中国人一进门有一个堂屋，你的祖宗在哪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宗教，一个信仰。如果现在你去看新的农民的房子，没有院子，没有堂屋，祖宗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们新做的房子必须坚持，祖宗堂屋，当然还有别的，比如我厨房做的很大，我希望他们还能用传统的方式烧饭。

　　当然做到现在为止，做了四年了，做了一块新村，老村只做了一半。我们做得很慢，我认为这个东西不能快，快了要出问题。我们看一下，前后的变化，这是改造之后一点点微妙的变化，颜色你可以看到，回去了。

　　图为文村新民居。凤凰家居图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夯土的新民居，当时很多人说，农民不可能接受的，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我们当时做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很多农民是抵触的，反对的。当地的政府压力也很大，村长、书记压力都很大，大家都说这些房子农民到底能不能接受，现在去参观的人很多，但是到底农民能不能接受。

　　今年春节之后村里面开了个会议，农民分我们设计的新房子，这就是个检验。他们第一批有13户获得了选房的优先权，村里给他们两个选择，一个是在我们设计的房子里挑一栋，第二村子里还有一块地农民可以去那自己造。两个选择自己选，我感觉很好，必须要给人选择。最后的答案是，13户农民有12户选择了我们设计的新房子，有一户选择自己造。

　　更让我高兴的是前两天，我们美术学院的一个教授跑到我们村子里看，他说你的设计我看了，农民居然把烧柴的土灶又砌在你设计厨房里，这是你想的么？我当时非常高兴，我说这就是我想的，我当时把这个厨房设计的比城里大的多，我就是希望有农民做这样的事情，把土灶砌回去，传统的柴烧的饭的味道才会出来，城里人不知道，山上的柴，杂木要定期清理的，不清理的话山里的植物不能够很好的生长。所以砍柴和烧柴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必须的。这才是我想知道的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老人们能够轻松地开心地坐在那里，我们的工作没有打扰到他们的生活。同时你发现，他们多了一样东西，他多了一份对这个村子的自信和骄傲。

　　作者：王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