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罗锦堂”这个名字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虽然自己曾一度着迷于民国学术史，现在依然对民国知识界的情况保有一份热情，但在阅读的过程中还是未曾留心到“罗锦堂”这三个字。

　　只是最近，一则“一代宗师罗锦堂老先生抵湘，首度湖南祭祖讲学”的新闻吸引到我，随即便有几位喜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不断向我推送罗老先生的相关资料和他在湘的讲学信息。很快，我便对罗老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在网络上搜寻关于他的一切信息。

　　原来，他是民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是海内外硕果仅存的中国文化学界宿耆之一；他是当今之世少有的民国学界和教育界发展动向的见证人和“活化石”；他的朋友圈也极为“高大上”：胡适是他博士论文的主考官，于右任是他和爱人成婚的证婚人，沈从文跟他交心谈“自杀”，冯友兰专门找他听曲儿……

　　我在想，这样一个可以作为研究民国学术和教育史的极好“开关”式的人物，自己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其实，身边大多数朋友也和我一样，对罗锦堂先生是知之甚少的。也许是因为他的那些“大咖”朋友们比他名气大，使他较少受关注；也许是因为他常年在海外定居，和大陆知识界交往较少。不管怎样，现年90岁高龄的他，早已阅尽沧桑成底蕴，不会在乎世俗的名利的。正如孔子所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5月26日下午，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讲堂，我才亲眼见到这位最近在湖湘大地盛传的国学大师。

　　罗锦堂老先生入场，挤满整个讲堂的听众掌声雷动。所有人的眼神都透着一种敬仰和期待。他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听力弱些，目光却炯炯有神，开口讲话更是声如洪钟。这次罗老以《从唐代禅学看宋儒理学》为题，在岳麓书院开坛布道，不仅吸引了一些热爱国学的青年学子，湖湘学界的知名人士和教授，如史鹏、郑佳明、蔡皋、颜爱民等人，也到场聆听。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先生更是亲自担当主持。

　　整个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罗锦堂先生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大势讲到禅学的流变和顿悟精神，再讲到韩愈和李翱如何走向佛的道路，最后重点落到“北宋五子” ——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上面。罗锦堂先生说，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宋代学者，表面上虽以儒学为正统，然而却把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融合起来，形成一种新儒学。这种新儒学，后又演变成为一种与佛、道不同的宋明理学。这些理学的大师们，仍是以儒学自居，但实际上却与佛教中的禅宗脱离不了关系。从而形成了阳儒阴佛的局面，其中以反对佛教最力的二程如此，集有宋一代理学大成的朱熹也是如此，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更是如此。

　　聆听大师授课，真的是一种享受。罗老之博闻强记、学识通达，在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的讲课风格更是大受欢迎。我自己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专注的聆听姿态，这不仅因为罗老讲得精彩，也因为宋明理学一直是我自己热爱的学习领域之一。但这次，我不想就罗老的授课内容进行分析、梳理和理解，因为知识性的内容获得别人的引导和提点之后，便可自行读书钻研。我现在只是对罗老本人产生了兴趣，具体来说，就是对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希望在这方面做一点肤浅的探索。

　　1929年，罗锦堂先生出生于甘肃陇西。他自幼敏而好学，游心六艺。之后，国家遭逢战乱，罗锦堂便辗转求学于台湾大学，与郑因百、台静农、毛子水、戴君仁诸前辈切磋学问，专治元代杂剧散曲，成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主试下台湾教育部门授文学博士学位第一人。随后，他应聘入新亚书院为教授，后移至港大，远渡太平洋。最后，他定居檀香山，任夏威夷大学教授逾三十年，直至退休。退休后，罗锦堂先生又立志弘扬国学。他曾数次前往台、港及日本、东南亚各地讲学。1980至2004年间，数度应邀归国讲学于北京、上海、兰州等地。近日，他又作为“湖南女婿”的身份返回三湘大地，祭祖、对谈、讲学，被湖湘文化界称为盛事。

　　罗锦堂先生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无数人，勤勤恳恳、孜孜以求，才有了今日的才学与德名。从教育的视角来看，他的成长经历对于今天的教育颇具启发意义。

　　教育的首要责任在于发现天赋、唤醒潜能，并引导人沿着这条路一直坚持下去。罗锦堂自幼便喜诗文，少年时即颇有诗才。十三岁时，便作《裴将军画蝶歌》并发表于1942年的《兰州和平日报》。初二时，他作《种树诗五律》一首，颇得乡贤祁少云先生嘉评，称罗锦堂“有诗才、有诗品、有诗味”。后来，他求学、研究的方向，也主要是诗文，特别是元曲。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研究元曲的《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罗锦堂先生一生游学之足迹、山川胜境之登览、人事迁移之喟叹、荣归故乡之盛事等，最后皆发为歌诗，并成《行吟集》321首，其中旧体诗227首、词27阙、曲23首、自度曲12首、新诗29首。

　　“如果一个年轻人认识了自己的方向，认识了真理，就应该为这个真理而奋斗一生。”对于罗锦堂自己而言，他所说的“方向”，就是自小发现的、在诗文方面有天赋的发展方向；他所说的“真理”，就是在中国诗歌文化方面探求真知。可以说，罗锦堂是幸运的，他在少年之时，便找到了自己的天赋和方向，然后通过一生的求索，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其实，这与民国时期教育的整体理念是有关的。那时的教育是朴素的、更接近本质的教育，是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教育。民国着名教育家张伯苓就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

　　人的天赋常常是隐藏的，是需要唤醒和发现的。如何才能唤醒和发现？这就需要教育者创造和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和平台，让学生来尝试、展示。在这个反复尝试中，人的潜能和天赋才能显现和暴露出来。南开中学的各种社团就为学生显现潜能提供了机会。事实也是如此，着名话剧家曹禺、黄宗江等人就是从南开的剧团走上话剧道路的。

　　反观今天的教育，就令人十分忧心。现在的教育很少有真正面向人的潜能和身心发展的，大多是面向分数、面向学历的。这种教育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当成在考试的“大船”上相互竞争的机器。面对这种现状，着名学者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愤懑高呼：“教育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社会发展的真实需要所促成，而是学历的军备竞赛所使然的；而过度竞争导致学习的异化，拿到学历常常找不到工作。”

　　可见，急功近利的教育不仅不能发现并发展人的潜能，反而会制造一大批失业青年，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除了发现和唤醒人的潜能外，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师生关系。无论是严师、名师，还是良师，老师在人的教育和成长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佛家常讲，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性命，一种是慧命，二者缺一不可。性命是父母给的，而慧命就是老师给的。在人的成才方面更是如此。有了真正的老师的指点和教导，人成才的脚步才会更稳、更快。

　　就拿罗锦堂来说。1957年，台湾首届博士学位招生，报名参加考试的文人志士中不乏教授之辈，但过“五关斩六将”之后，进入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唯罗锦堂一人。在后来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由胡适挂帅，梁实秋、郑骞、台静农、戴君仁、李辰冬和苏学林，共七位文学知识渊博的着名学者组成实力雄厚的考试委员会。他们以七对一轮番提问的阵势，“轰炸”了罗锦堂三个小时后，才让他通过并授予博士学位。

　　对罗锦堂而言，这个论文答辩过程虽是折磨人的，但对自己以后的发展却是极有帮助的。特别是胡适，为了考他精心准备了很多资料，连续几个月都没睡好觉。最后，还把那些材料送给了罗锦堂。还有台静农，对穷学生罗锦堂也非常照顾，不仅指导他诗文，他经常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可以说，罗锦堂一生在学术上屡建功勋，是和这些老师的指点和教导分不开的。

　　其实，纵观民国学术史，师生之间传承学问、相互帮扶的佳话极多。例如李叔同和丰子恺、吴宓和钱钟书、顾颉刚与童书业、钱穆和严耕望等等，学生的成就都少不了老师的功劳。

　　但是，今天的研究生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大多都异化了。学生称导师为“老板”，导师把学生当“打工的”。师生之间缺失了纯真的师生情，只剩下一种相互利用的利益关系。

　　几年前，就有新闻说，有一个研究生不堪给导师“打工”欲退学。他说，在求学期间并未在学术上有所收获，“没有一次科研例会，没有一句科研指导”，一年来他一直飞奔在各地，成为“廉价的体力劳动者”，感觉毫无意义。

　　这几年，有些研究生学习的氛围确实很糟糕。导师忙于找课题、拉经费，学生忙于为导师打工，大家都在忙于交差。我的一位正在某师范大学读教育学博士的朋友，就经常跟我抱怨，“导师分派的活太多了，自己根本没什么时间写论文。好不容易写的论文，人家根本不看。催的次数多了，就随便看两眼，忽悠几句就算完事。”她说，自己现在已经博士二年级了，真担心到了明年和她师姐一样，论文没发表，最后拿不到学位证。

　　一个人的成长状况，就是一个时代教育状况的浓缩。从罗锦堂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朴素而优质的教育对人产生的影响和结果。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沉思：今天的教育，如何才能真正回归到朴素、本真的状态？

　　作者：孟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