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着名画家黄均工笔画

　　1、春秋战国女乐夺志

　　夏商软罗香绮一路下来，到了春秋战国时，乐伎已成着名的糖衣炮弹。郑国因为紧挨着周王室，常常成为众矢之的——想要称霸中原的诸侯国必要攻打郑国。当晋楚争霸时，郑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成为两个大国争战的战场。于是郑国因“患晋楚之故”，想起来贿赂之术。若要同时对晋、楚两国进行拉拢腐蚀，很有难度，经过比较，选定了晋国作为目标，遂送给晋君兵车、乐师、乐器、舞女。想必是以“兵车”作为国事交往的幌子，而真正想送的是乐器、演奏的乐师和更富有杀伤力的美女，即意图通过鼓励晋国君主沉迷于乐舞享受来软化晋国斗志。

　　这诱人的女乐，不仅中原诸侯受不了，连好战勇猛的戎狄也一样抵御不了。秦缪公时，缪公只送了戎王十六名舞伎，“以夺其志”，戎王即“终年不还”、不听劝谏，终于被秦君所伐，足见软炮弹之威力。

　　衣着华丽的乐伎们虽在君王座前必不可少，整日又是非歌即舞，但她们的地位却属于奴隶。正因如此，为了笼络荆轲，太子丹会在听到荆轲夸奖弹琴的乐伎的手好看时，立即砍下这双手用玉盘送给荆轲。身为奴隶，乐伎们不仅要在王侯们生前以歌舞侍奉，随时面临被砍杀、赠送的威胁，还会在主人死后被当作陪葬必备品。所以墨子才会在《节葬》中慷慨陈词，号召土豪贵族们不要用活人殉葬。

　　喜好女乐的风气一直在君王和上层社会中蔓延，无论昏君明主都不妨碍有声乐之好。在娱乐匮乏的几千年前，除了歌舞，又有什么其他的耳目享受呢？

　　喜欢音乐歌舞，总比酷爱酒池肉林文雅些、无害些。那个时候，西域乐器尚未传入，乐器还都是中国传统的金(钟、镈等)、石(磬等)、丝(琴、瑟、筝等)、竹(箫、箎、笛等)、匏(笙、竽等)、土(埙、缶等)、革(鼓等)、木(柷、敔等)八类乐器，所谓八音是也。用这些乐器演奏的是宫商角徵羽五声配以理论上存在的八十四种宫调而成的繁复的古乐乐章。由于乐谱大多早已亡佚，故其旋律只能推想。正是这些已成绝响的美乐和才华卓绝的乐伎们滋养了一代代帝王的身心。

　　五代十国南唐画家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中乐伎在演奏

　　2、秦汉乐伎走向民间

　　秦始皇统一中国，女乐和城池都成了始皇帝的囊中之物。秦始皇每破一诸侯，便在咸阳仿造其宫室，并用“所得诸侯美人锺鼓，以充入之”，致使“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女倡优”。所以说，秦始皇不仅是春秋战国五百年战乱纷争后统一中国第一人，估计也是这五百年来拥有乐伎数量最多之人。这些巨量的女乐，让一千年后的杜牧设想出她们居于阿房宫，阿房宫于是有了“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的壮观气象。

　　西汉时，宫廷中女乐繁盛、种类繁多，归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如汉武帝时管理宫廷乐伎的部门有掖庭、乐府、黄门等，一时间“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所谓“郑声”，即通俗歌曲、流行音乐，纯以消遣为目的，而无礼仪之功用。

　　汉朝除了乐伎队伍一下子兴旺起来，另一特色是乐伎从宫廷向下急速普及，使得家伎已经成了继宫伎以外的另一支乐伎中的生力军，家伎，顾名思义，是为富贵者家庭专有、以色艺侍家主的乐伎。同时，汉朝时，也产生了以卖艺为生的乐人。这些乐人不从属于固定的主人，而是听命于金钱的召唤，属于市井伎。

　　乐艺的流行，致使汉成帝时，“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就是达官贵人为了一时耳目享乐，雇用了皇帝打算雇用的乐人进府表演。成帝一怒之下，以提倡节俭为名，下诏禁止各类享受。但这诏书也只是一纸空文，既不能扭转西汉末年腐化的社会风气，又不能挽救飘摇欲坠的西汉王朝。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汉哀帝在位时，下诏消减“乐府”这一着名于后世的音乐礼仪机构，所以东汉时期没有乐府设置。不过东汉时期也仍然不缺少乐伎和乐艺表演。

　　自汉代以来，乐伎的来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乐户中的女子，比如乐户的女儿、妻子，此类当属于乐伎的主要来源。乐户这一独特的、最迟产生于汉代、延续到上世纪终止的社会群体，可谓中国历史中最长的“户籍”种类，对中国音乐艺术影响巨大；第二类来源就是人口买卖。人口买卖在中国也算是历史悠久。人口买卖包括自鬻和贩卖。比如另两位西汉“艳后”赵飞燕、赵合德姊妹被卖给阳阿公主为家伎，汉宣帝的生母翁须被贩卖几次后进宫。而《史记》所载赵女郑姬“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则可视作女性自鬻的早期记录；第三类是身为奴隶的乐人的子女的承继。

　　无论出处如何，汉代对乐伎的管理还不甚严苛，以至于颇有几位皇后、贵妃出身乐伎。故而，李延年才能以一曲“北方有佳人”而将自己的妹妹隆重推荐给汉武帝。除了汉武帝的李夫人和上文所说过的武帝的孙子宣帝的生母翁须、成帝的两位赵姓爱妻，还有如文帝的生母、东汉质帝的生母等，皆原本为乐伎。而乐伎能有这样的遭际到了隋唐及以后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唐高祖李渊从弟李寿墓中出土的舞乐图

　　3、魏晋南北朝乐伎命运悲惨

　　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乱世，达官士人朝不保夕、纵情声色，乐伎亦命如草芥。如当时的富豪王恺因为自己家的乐伎吹笛偶有失音便将其拉出去杀了。另有一次，王恺设宴，令乐伎为客人敬酒，扬言若客人不饮便杀了敬酒的乐伎。有位叫王敦的名士，硬是能连看着三位向自己敬酒的乐伎被杀也不饮一滴，以彰显自己的气概。一直和王恺斗富的另一位魏晋时期着名富豪石崇对乐伎的虐待虽不似这么血腥，实质上却也不相伯仲。石崇令数名舞伎围着家里的柱子转个不停，美名曰“恒舞”——就是在没有电视、录像的时代，自己制造人为的“反复播放”效果。或者在榻上撒满金粉，让乐伎挨个走上去，走过去没有痕迹的就奖励，而留下脚印的便勒令减轻体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家伎因有技艺在身，故在家庭中地位当高于普通奴婢，但低于妾。北魏时的高聪，家里蓄养了十多名乐伎，为了让这些家伎高兴，高聪就不管这些乐伎是否与其同居生子，登记户籍时均将其登记为妾。虽然这位高聪如此“体贴”家伎心情，但他在病危时，却勒令这些家伎日后都要出家为尼，还要烧坏手指以毁琴艺、吞炭以毁嗓音，以此杜绝她们再为别人服务。

　　4、隋唐皇帝几乎都是发烧友

　　隋统一中国后，乐伎大盛。无论正史野史还是笔记小说中，乐伎的名称可谓繁多，常见有宫伎、家伎、官伎(营伎)、市井伎、私伎等。乐伎归属细分化的繁盛局面说明盛世太平，从皇帝到百姓都沉浸在歌舞的享受中。这一时期不仅乐伎归属细分，乐伎工作也细化，明确记录有歌伎、舞伎、笛伎、琴伎等。乐伎也是术业有专攻。

　　宫伎，乃皇宫之乐伎，当属皇帝个人专享，夏桀三万女乐及各朝代宫廷女乐皆属于宫伎。宫廷中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宫伎，自然应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制度。至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设立了太乐署和乐府，大致分工为：太乐署管理国家宗庙祭祀类乐舞表演和乐人，乐府则管理供皇帝享用的世俗乐舞和乐人。由于父系社会的男尊女卑，故宗庙祭祀类乐舞无女性参加，所以宫伎主要归乐府管理，以适应其时“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的“辉煌”局面。

　　两汉的宫伎更是规模化、系统化。管理宫伎的是少府，其中包括乐府、掖庭、黄门等分支机构。魏晋南北朝乱世至隋，帝王更迭频繁，政局混乱，对宫伎的管理自然也就不似两汉有系统性。

　　真正振兴宫伎的，是酷爱享乐的隋炀帝。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不好乐舞，当政后遣散大批前朝宫伎和乐人，“解放”前朝乐户。但隋炀帝继位后，却一改父制，再加上身边又不乏拍马之大臣投其所好，不仅令周、齐、梁、陈各代的乐户恢复身份，且将六品官员以下及平民百姓中擅长音乐、百戏者都安置到太常寺，使得太常寺所管辖乐人达三万之巨。这时的太常寺是祭祀和享乐兼顾，兼管皇帝一切音乐需求。

　　唐代的皇帝几乎个个都是乐舞发烧友，其中以太宗、玄宗、宣宗为突出，他们影响、带动了民间的乐舞普及，将中国的乐舞表演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高祖李渊虽声称自己不好乐，但却在建国伊始、国力匮乏时，计划举办大型演出，且不惜向民间妇女借五百多套衣裙。有此开端，也难怪其继任者们都大张旗鼓地好乐了。唐朝那几位好乐的皇帝，那可不是伪乐迷，而都是能作曲、会演奏的。如玄宗爱击鼓，用坏的鼓槌就不计其数。

　　唐代不仅延续隋代的制度，仍由太常寺管理天下的乐人，还设立了内教坊。内教坊就是宫廷自用的音乐机构，不为朝堂服务，是专为皇后、嫔妃在场时为皇帝家族服务的。到玄宗掌握实权后，一方面因为确实爱音乐，另一方面也为出前十几年被屈辱的恶气，他大幅度地消减了太常寺的职能，又新设立教坊、梨园，并亲任长官和教员，调教乐人。尤其是对梨园投入了大量心血物力，把梨园办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乐舞专科学校。也大力推动教坊发展，促动了中国戏曲的进步。梨园被安史之乱冲散，而教坊一直保持到唐末，并成为宋元明各代的固定机构。

　　唐朝家伎也蓬勃发展。作为家主的财产，可以用来被享乐、夸耀，也可作为货物被交换。晚唐开成初年，一位鲍姓富商在淮扬一代携家伎游历时，遇到他的妻弟。两个人推杯换盏之际，这位鲍先生听说妻弟最近得了不少好马，又听到妻弟夸奖自己的家伎，便马上让家伎盛装打扮后将其赠送妻弟，以换取良马。到了五代时，着名文人孙晟吃饭时不设饭桌，让众多家伎手捧食器，排列在自己周围，所谓“肉台盘”，以炫耀自己家财万贯。

　　文人，尤其是唐宋文人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更是和家伎密不可分。不仅刘禹锡、白居易、元稹这类注重享乐的文人蓄养家伎，连辛弃疾、文天祥这样的生于忧患的战斗英雄都养了大批家伎，并有很多相关的文学作品传世。家伎和家主的缠绵、恩怨细说起来，亦是剪不断、理还乱，又可写成一部洋洋巨着。

　　5、宋元明清教坊走向衰落

　　北宋末，兵患不断，为了体现与民共甘苦，朝廷废除了教坊这一专事宫廷娱乐的机构，遣散了大批宫伎，到南宋终了也未恢复。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南宋的皇帝就戒除了乐舞消遣，他们的变通方法是在大型表演时招用民间乐人。

　　元明两代，乐艺、乐伎、教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元代仍由教坊司管理宫廷女乐，但教坊司同时管理全国的娼妓，向其征税。元以前，女伎还是以会乐艺为首要，以为客户提供乐艺服务为主。元代时，娼妓和女伎已经有所分化——娼妓逐渐滑向以鬻色代替卖艺。和唐宋的伎相比，元代的妓很多已无艺之才能，能唱曲子的已算佼佼者。这时无艺仅售色的妓多被称为娼，而此前娼、伎无别。所以，元代的伎女可谓娼伎并称，而且也成了国家赚钱的工具。

　　明代的教坊就更堕落了。明代教坊所辖乐伎之乐艺不仅更为逊色，而且乐伎大多成了娼妓。朱元璋还公然在南京办了十六家“官营妓院”，赤裸裸地售色盈利。“靖难之变”后，为了惩治南京政权中的忠臣，朱棣竟将这些人的妻女发配到教坊以受残酷的性凌辱。教坊这一机构，从唐宋为宫廷乐舞享乐服务，到元代统管乐户、牟取妓院税收，再到明代竟然沦落到如此不堪，亦可见历代帝王的乐艺修养差异，社会风尚之变化。因此，元明二代虽从制度上恢复了宫伎和宫廷乐舞，但质量和情趣上恐怕难以为继。

　　清初沿袭旧制，顺治帝时撤销宫内女乐，随着宫伎的消亡，乐伎更加式微。清初，陆续废止了宫伎制度和乐户制度，家伎亦渐消亡，使私伎泛滥。及近代，私伎多售色，更使乐舞渐隐，乐伎才艺之风情遂为世人所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