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于中国学界濒临断绝的这几门学问对于传承中国古代文明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失去了它们，我们将失去理解和解释“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权利和能力。

　　1928年，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际，傅斯年先生曾雄心勃勃地呼吁要将“东方学之正统”从巴黎夺回到中国。有鉴于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大家技高一筹，不仅懂汉学，而且还通“虏学”(古代少数民族的学问)，能够解读古代汉语文献中出现的令我国的博学鸿儒们都一筹莫展的非汉语成分，傅先生由此倡导中国学者要以“语学”(或曰“历史语言学”)，即当时西方学界盛行之“语文学”(philology)为人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学术方法。

　　20世纪8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此说或乃以讹传讹，当时却极大地伤害了一代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激发了他们振兴中国学术，特别是要把敦煌学研究的正统夺回中国的雄心壮志。30余年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可是，认真说来，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优势和成绩仅仅集中在敦煌出土的汉语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上，而对敦煌出土之众多“胡语”(非汉语)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国学者依然处于落后地位。不少在西方和日本学界兴起并代代相续的学问，在我们中国却已经或者即将成为“绝学”了。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西方人的创造，但“丝绸之路”之所以成为“丝绸之路”，特别是这条道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方语言、宗教、艺术和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的重构，依据的是世界学人对敦煌出土之多语种文献及其丰富的石窟壁画、文物等实物载体的研究。例如，西方学者利用敦煌和吐鲁番出土文献，成功地解读了早已失传的古代吐火罗语、粟特语和于阗语文献。与此同时，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和解读，不但构成了现代西夏学研究的基础，而且也为我们重构11世纪以后丝路文明交流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可以说，没有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出土文献，世上就不会有吐火罗、粟特、于阗和西夏研究等一个个在东方学研究领域内大放异彩的学问。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这些学术领域在中国学术界却都几成“绝学”，很少有中国学者成为上述领域内国际权威。甚至我们今天还不得不忍受海外新清史学家们对中国同行的指责，说我们不懂满文，无法利用满文文献来做清史研究，看起来连满学在中国也即将成为“绝学”了。这当然无法让人接受，因为所有这些民族和地区的语言、文献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宗教、艺术和文化，无一不是古代中国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学问的失传无疑将使我们丢失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从学术的角度讲，如果以上这些学问不幸均成为绝学，那么今天的我们不但依然无法超越伯希和这样精通“虏学”的西方汉学大家，无法真正搞通汉学，而且更无法全面和正确地理解和解释古代中国及其灿烂的文明。

　　一门学问的失落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社会认为这门学问不再有价值和意义，所以弃绝；二是人们已经没有了承继这门学问的能力，所以不得不令其断绝。现今于中国学界濒临断绝的这几门学问对于传承中国古代文明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失去了它们，我们将失去理解和解释“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权利和能力。自然，我们不会坐视这种局面的出现。

　　学术强，国家才强。在经历了30余年的不懈努力之后，中国学界不但具有在国际学界力争一流的雄心，而且也有了传承这些学问的能力。只要我们重新回归语文学途径，刻苦学习这些已经失落了的古代语文，掌握好这些从事丝路历史、文化研究必备的语文工具，利用近年来我国各地不断有大量出土文献的优势，我们就能使这些或将成为“绝学”的学问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成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先行者。

　　(沈卫荣，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