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中国的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古希腊则是一个哲学的国度，希腊人重视哲学和科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三杰名震古今。中东、北非(闪族来自北非)、南亚分别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的诞生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最重视历史。在汗牛充栋的历史着作中，《资治通鉴》是最着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资治通鉴》的第一个特点是通。它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通史，可以说是大而通。它篇幅大、字数多、年代长。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前夕，凡1362年，含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朝的历史。全书正文有三百多万字，司马光参考了三百多部着作，对于史料矛盾或记载不清之处，还进行了比较、考订，撰写《考异》三十卷。为了编撰这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团队(当时着名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前后花了十九年时间。元佑元年(1086)最终定稿，六年后刊行。现在通用的版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加入了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注”及有关附录，排印出来有六百万字。

　　因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使得《资治通鉴》的总主编司马光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名人。他编纂这部书，不仅出于自己的喜好和责任感，也和北宋前期提倡文治教化、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得失有关，所以这部书是“奉敕”编撰的。因此，《资治通鉴》这部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正。不仅符合儒家正统价值观，而且内容通于大道，取材专取事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其撰述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过程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原名《通志》。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

　　正是因为司马光的经世情怀，铸就了《资治通鉴》的第三个特点是经世致用。全书按时间先后编次史事，但往往用倒叙、插叙或总结的方式，交代史事的前因后果。重要人物逝世，重大事件的得失，作者会有一段盖棺论定的评价，或者引据史书，或者用“臣光曰”的形式，使纷纭的历史事实与人物，呈现出系统而明晰的头绪。它的内容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尤其对于战争的记述，精彩纷呈，充满了辩证法，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提供给阅史者借鉴。写“四库提要”的馆臣评述《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曾国藩更向人推荐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什么曾国藩认为《资治通鉴》是最好的经世治国之书呢？因为这部书不光讲道理，还通权变。因为这部书不光讲道理，还通权变，即所谓“穷物之理、执圣之权”。一本书能讲清楚道理已经难得了，除了讲道理，还通权变，懂得讲操作，这当然是了不得。据说朱元璋就对《资治通鉴》情有独钟，清朝康熙、乾隆等帝王也都阅读通鉴学习治国之道，并作“御批”(读书笔记)传世。

　　史书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价：一个是史料价值，一个是史着价值。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作为史学着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鉴赏价值。明清之际的着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述《资治通鉴》“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清代史家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

　　钱的意思是《资治通鉴》的取材多有超出正史之外者。这是因为司马光的史料选择确实还参考了正史之外的几百部着作，并为《资治通鉴》写了《考异》，对不同的记载进行考订。钱大昕的评价道出了《资治通鉴》搜罗史料求博、考订史实求真的特点。

　　《资治通鉴》这部书得到了后世学者、帝王的交口称誉。王夫之写过一本《读通鉴论》，专门对《资治通鉴》记载的史实进行评点。王夫之认为阅读《资治通鉴》，知历代兴衰，明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自淑，就是可以提升自己；诲人，就是可以与人分享；知道而乐，就是知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处事之道，而感到很愉悦、很快乐。所以自淑、诲人、知道而乐，就是我们学《资治通鉴》的宗旨，也是我们读《资治通鉴》要力争达到的三重境界。

　　其实，历史就是前人在应对各种挑战后，给我们留下的一些经验总结。人生、民族、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人们相关应对的措施、应对的办法、应对的智慧，所有的成败得失的记录就构成历史。读史就像看高人下棋，他们每走一步都留下来一些历史的印记，这就构成了一个棋谱的残局。我们熟读这种残局，我们就能下棋了；我们熟读历史，我们对人间的这些不同的挑战，就能做到心中有数。道理往往是抽象的，历史是具体的。抽象的道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就能使我们明白权变的道理。（作者：张国刚）

　　本文为中华书局《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导言，作者张国刚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