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明贤

　　前些日子去贵阳贵阳孔学堂参观《兰亭故事展览》，见郭沫若和高二适两位先生的大幅照像挂在展版上，引得当年那场“兰亭论辩”的种种旧事涌现脑际。这段公案发生的时间〔一九六五夏秋之际〕算得上“非常时期”：从全国说“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从个人说是前景莫测的“人人过关”阶段。因之记忆非常深切。

戴明贤

　　那次贵州四清搞得惊世骇俗，很出名：一夜之间，多位一言九鼎的方面大员沦为阶下囚，工作组层层夺权，干部大换班；甚至有“贵州基本上是国民党掌权”的恐怖判断，人心惶惶。不数月，忽如一夜春风来，调子又瞬间降温趋缓，据说是中央领导过问的结果。当时我调省电台新闻部当编辑近一年，深知“吃透中央精神”的极端重要性；然而中央文件中两位最高权威对“四清”的解释居然大相径庭，树为模式的“化名入村、重组阶级队伍”等工作方式神秘难解，连业内前辈们都如履薄冰、深怕一不小心惹大祸。我出身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往右算统战子女、往左归剥削遗孽，都很顺理成章；偏又迷恋动辄惹祸的文学。于是每次运动一来，就觉得头上悬着的那柄达莫克利斯之剑开始簌簌作响〔果然几个月后，电台下放四十名员工，我就到乌蒙大山里当中学教师去了〕。在这种氛围中见中央级大报隆重推出纯学术论争，并且争的是一幅古代书法的真伪，实在匪夷所思，费人疑猜。书法在晋唐高踞艺术冠冕；在共和国却直到中国文联成立三十年后才办得身份证。我自来喜欢书法，读起《光明日报》上的论辩文章来自然津津，但一面揣度，这回不知道轮到谁“犯错误”了。这是那时候老百姓的思维定势。谁知杞忧落空，论辩不久不了了之，也没听说处分了什么人。回想起来，此时“四清”局面胶着，文革已在醖酿，一幅千余年前写的字是真是假，太上不得议事日程了。不久还出了一本《兰亭论辩》论文集。我买了一本带着下放大山，至今还保存着。

　　五十多年过去，回忆难于准确，为此从网上查询了一番。简略言之，这场论争起因于郭沫若一九五六年五月写成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连载于《光明日报》，又在《文物》刊出。此文以新出土的王兴之墓志书法〔一种带隶味的古朴正书〕推断那时不能有《兰亭序》这样的行草书；又以序文后半情绪悲观与王羲之性情不符，从而作出世传《兰亭序》书、文均系伪作的结论，并推测真正作者是王氏七世孙智永；进而认为传世王书的真实性均可怀疑。文章见报后，南京市文史馆员高二适不同意郭氏观点，撰长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引征文献资料和书法资料反驳郭文，特别是认为历代从无草书墓志，不能据以否定笔札书写的《兰亭序》，断言“《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议的铁案”。文中并有“事本无可非难，然竟有随意否定一部史籍，而专肆力于突梯苟冒之言以矜乎当世者，甚可怪也”这样尖锐的话。高文于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刊出〔并不同寻常地附了手稿影印件〕。郭沫若随即写了《〈驳议〉的商讨》等文，同时一些别人参加论辩的文章也络绎面世，版面很热闹，但那些文章都是支持郭氏观点的，高氏实际是孤军作战。

王冬龄

　　文革结束后才有文章揭秘：高二适的第一篇文章，是被报刊退稿后，通过章士钊直达天听，毛泽东亲自给郭沫若写信，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的意见，才得以发表。而那些为郭文助阵的文章，则是由康生组织写的。这本是一场没有得出〔也不可能得出〕定论的学术论争，且有“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最高指示。但《兰亭论辩》出版说明中仍有“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的话，实际下了不是结论胜似结论的厉害结论。以此一斑，可以窥见当时文化学术环境的状况。

　　高二适先生的草书和书学修养，远在一些名声烜赫的老先生之上；但因身份不若，知名度就小了许多〔有位朋友称书法为“纱帽艺术”，虽偏激了些，却切中肯綮〕；高老性格的倔骜强项也很有名，逈异时流。有一文记一趣事：高先生与一位熟人邂逅于街头，熟人说，日前去参观书法展览，百余件展品就数你那幅最精彩。这本是赞美的话，听了应当高兴；高老却怫然道：这还用你说！那场“兰亭论辩”虽然怎么说也只是学术问题，但置于那个“学术＝思想＝意识形怎＝政治立场”、万事必上纲上线到政治并以实际处理结束的年代，高老确实称得上有“硬骨头精神”。如果那场论辩不为运动让路，一直辩下去，算不定高老那份文史馆员收入会用来买了顶“唯心主义份子”的帽子。〔丙申立秋后一日〕

（作者：戴明贤 中国着名书法家，贵阳书画院院长，贵州省书法家协会第三届主席、省作家协会第三届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