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渊阁李可才/绘TAKEFOTO供图

　　近日，扬州市向故宫博物院捐赠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一套，在文化界引起极大反响。

　　《四库全书》由清朝乾隆皇帝主持，由总编纂纪昀等360多位学者费时十年编撰而成。《四库全书》编撰结束后，共抄录7套，分别藏于当年的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四库全书》修成迄今已有200余年。在这200多年间，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皆已荡然无存，文澜阁本大量散佚，后经补抄才基本配全，而文津阁本、文渊阁本和文溯阁本则保存完整，目前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甘肃省图书馆。

　　此次扬州市捐献的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安放于故宫博物院内的文渊阁、昭仁殿中。这也是自1933年《四库全书》因躲避战火运离故宫文渊阁后首次“书阁合一”。而其他的六座藏书楼也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文渊阁

　　乾隆皇帝的藏书楼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时任安徽学政(省教育厅厅长)的朱筠上书乾隆皇帝，请求对明代第一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进行详细检阅，以便从中辑佚出一些已经在民间失传多年的古书，并将这些书籍重新缮写。这个提议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次年二月，他便下令成立四库全书馆，并任命亲信的军机大臣为总裁官，当月又增加了两名总裁官以提高工作效率。这项工作断断续续一直持续了十余年，共收录各类书籍三千余种，总计近八万卷，因其所收录的书籍按照门类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故总称为《四库全书》。

　　这部典籍在整理、编纂完毕后共抄录了七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西郊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文溯阁。此四阁因位居北方而被合称为“北四阁”。另三部则藏于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以及杭州西湖孤山文澜阁，这三座楼阁则因为地处江南而被合称为“南三阁”。

　　如今故宫里的文渊阁，当时正是为了收藏《四库全书》而兴建的。不过紫禁城中最早的文渊阁，并不是现在人们见到的这座，最早的文渊阁建于明朝，并毁于明末的紫禁城大火中。清朝乾隆皇帝对文渊阁进行了“异地重建”，挑选了文华殿后明代的圣济殿(奉祀先医之所)旧址，并仿照浙江宁波范氏藏书楼天一阁的样式，兴建了新的文渊阁。

　　据记载，天一阁“阁不甚大，地颇卑湿，而书籍却干燥无虫蚀。”并且还具有防火、防潮、采光良好等特点，可以说每一个特点都对于图书的保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不仅文渊阁，其余的六座楼阁在建设过程中均参考了天一阁的样式，可谓是一张图纸，七座楼阁。而且，这七座楼阁名字中的第二个字大多都以三点水作为偏旁部首，这是对于楼阁防火的祈祷。不过，事与愿违，两百多年间，七座楼阁中有四座都遭到焚毁(文澜阁于光绪年间重建)，而七部四库全书至今完整保存的，也仅余下四部。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竣工。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告成，并正式入藏该阁。

　　《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依照春、夏、秋、冬四色装潢，其中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月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而且为了防潮以及更好地保存书籍，乾隆皇帝特意下令用楠木制作了书函，并且函与函之间还要夹入夹板，并用绸带束起。书籍的每一册的首页，都要钤盖“文渊阁宝”，末页则钤盖“乾隆御览之宝”。这种加盖印玺的方式被其后各版本《四库全书》所沿袭。

　　抗战前夕，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随着故宫珍贵文物南迁。抗战胜利后该书运抵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将其一起带到了台湾。如今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于1986年和2008年先后两次印刷出版。

　　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旧照东方IC供图

　　文津阁

　　北四阁中建成最早

　　文津阁是北四阁中完工最早的一座楼阁，落成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也就是四库全书馆开馆的第二年。它建于承德的避暑山庄之内，作为第一处建成的藏书楼，这里倾注了乾隆皇帝大量的心血。由于其位于风景优美的皇家园林之内，其周边环境的设计也是融入了诸多园林设计的理念。

　　避暑山庄千尺雪景区北面的一道白色的粉墙之内，便是以文津阁为中心的一处独立的小型园林。这座园林整体上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侧以太湖石和一座小型的水池构成了一座微缩版的承德湖山盛景。在山石之上还有一座琉璃亭和一座琉璃露天平台，这部分园林建筑仿自于北宋着名书画家米芾的书斋——宝晋斋的园林意境，但又不拘泥于原作。

　　北侧则是园林的主体建筑——文津阁了。这座阁楼上层为通透式布局，下层则用隔断分为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的寓意，以祈求减少火患，保护书籍的目的。而文津阁前面的水池，本身就是为了出现火患时取水方便而设置的。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抄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此时文津阁已经建成10年了。这套书籍是北四阁所藏四部书中成书最晚的，书籍的审核和校订工作是由大家熟悉的黄金搭档——乾隆皇帝和大学士纪晓岚共同协作完成，可谓是四部书中最权威、最详尽的一部。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库全书》正式入藏文津阁。

　　1909年，经清政府批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被调拨给了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1913年12月底全书自承德启运，1914年1月抵达北京，暂存于故宫文华殿内。这是两部《四库全书》自抄成百余年后，在文华殿内的一次短暂的相会。1917年京师图书馆迁往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旧址，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也随之迁入。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人便是着名学者鲁迅先生。

　　1928年京师图书馆被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迁至中南海居仁堂，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也随之再次搬迁。1931年北平图书馆新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落成，《四库全书》再次搬家，新落成的图书馆门前这条马路，也因为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入驻而被命名为“文津街”。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扬州出版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完成了对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影印工作。2016年，扬州方面向北京故宫捐献了一套影印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故宫方面将此套书籍珍藏在已经空置了83年的文渊阁中，并对公众进行展出。从此文渊阁书、阁再次合一。

　　文源阁

　　被英法联军焚毁

　　文源阁如今与人们无缘相见了。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场大火，焚毁了万园之园圆明园，同时也将园内的藏书阁文源阁付之一炬。

　　文源阁落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其周边环境和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如出一辙。同样也是阁楼前面一方池水，而池水的南侧也是由太湖石堆砌而成的假山，甚至假山之上也有两座琉璃亭。不同的是文源阁前池水的中心，当年有一块颇为精美的太湖石——石玲峰。这块太湖石是整个圆明园太湖石中最大的一块。可惜在民国年间因土匪盗卖该石分赃不均，将其炸成两段。如今文源阁基址已湮没于荒草之中，阁前的假山已经坍塌，太湖石散落一地，其中部分太湖石在民国年间被曹锟运至自己位于保定的花园中，如今这部分被曹锟运来的太湖石已经变身为保定市动物园的猴山和鹰山。

　　幸运的是，当年文源阁东侧乾隆皇帝题写的《文源阁记》石碑，被移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源阁的石碑和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就这样在北平图书馆团聚了。

　　文溯阁

　　藏书几经迁徙命运最坎坷

　　文溯阁可以算得上是北方四阁中的小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于旧有宫殿(沈阳故宫)西奉旨建立文溯阁一座。”与此同时，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开始了抄录工作。当年十一月，第一批抄录完工的1000函书籍自北京启运，送往沈阳文溯阁入藏。这之后的五个月，每个月都有新抄录成的《四库全书》自北京启程运往沈阳。至四十八年(1783年)夏秋间乾隆皇帝东巡时，所有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均已运抵沈城，以方便皇帝随时查阅。

　　七部《四库全书》中，文溯阁本可以算作颠沛流离之最了。1914年，古物陈列所在北京成立，次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自沈阳启运，回到北京，陈放于北京故宫保和殿，准备以展品的身份入驻古物陈列所。此时一座紫禁城中，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共三套《四库全书》汇集，可谓是文化界一大盛事。但根据民国政府对于清室的优待条件，这套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属于溥仪小朝廷的财产，因此在1922年小朝廷经费困难之时，溥仪等人竟然动了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倒卖给日本人的念头。多亏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及时发现并将此事上报教育部，才将全套书籍拯救下来。

　　1925年，在奉天教育会会长冯广民等人的周旋下，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了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归还沈阳的决定。当年8月7日，3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专程护送下回到了沈阳，暂存于沈阳文庙内(由于文溯阁当时正处于修缮状态)。1927年初，《四库全书》重回文溯阁，实现了书阁合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沈阳陷入日寇之手。1932年伪国立奉天图书馆成立，时任伪奉天省省长的臧式毅下令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悉数归伪奉天图书馆管理。当时日本人曾动过将《四库全书》运往日本的念头，但迫于东北文化界爱国人士的压力，阴谋最终没有得逞。1937年6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伪奉天图书馆在文溯阁西南修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书库“新阁”竣工，不久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全部移入新阁保存。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之前，国民党政府欲将《四库全书》运往北平保存，但此提议遭到了文化界普遍反对，最终作罢。11月沈阳解放，《四库全书》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接手该书的东北图书馆对图书进行了清点造册后继续存放于“新阁”之内。但这套古籍并没有最终停止自己迁徙的路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证古籍安全，东北图书馆于当年10月将《四库全书》运往黑龙江省讷河县，存放于县城外一座已经改建为小学的关帝庙之中。1952年讷河出现水患，《四库全书》再被运至黑龙江省北安县。1954年重新运返沈阳，仍存放于“新阁”之内。

　　1965年，辽宁图书馆请示省文化厅，以战备为理由，欲将《四库全书》调出辽宁省。在经过层层审批之后，最终决定将该书拨交给西北图书馆收藏，后由甘肃省图书馆接收该书。1966年，《四库全书》再次离开沈阳，由火车运抵兰州。自此，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与它的藏书阁分离。

　　杭州文澜阁东方IC供图

　　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

　　两阁毁于战火文澜阁清末重建

　　位于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大观堂的文汇阁以及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的文澜阁，合称为“南三阁”，也被称为“江浙三阁”。乾隆皇帝分别在1782年、1784年以及1790年发出三道圣旨，只要人们办理相关手续，便可以进入到阁里翻阅并抄录《四库全书》。同时为了保证图书的完好无损，乾隆皇帝还制定了一些章程，如对于所阅览和抄录的书籍要加以爱护，不经允许不得私自将书籍带出书阁等。乾隆皇帝的这个举动，赢得了当时江南文人们的赞颂。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攻入镇江，对文宗阁的藏书进行了破坏。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蔓延到江浙，太平军攻陷镇江后，一把火焚毁了文宗阁及文宗阁本《四库全书》。次年，太平军攻占扬州，文汇阁和文汇阁本《四库全书》亦遭焚毁。

　　咸丰十一年(1861年)，杭州文澜阁被焚毁(一说倒塌)，其所藏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却侥幸逃过一劫，流落到民间。当时太平军攻入杭州，钱塘人丁申、丁丙两兄弟在西溪避难。不想在街市上发现小商小贩们用来包商品用的纸张，竟然是《四库全书》的散页，二人立刻意识到文澜阁图书已经大量流落到民间。于是他们想出各种途径，如收购书本、散纸等来尽可能减少《四库全书》的散失。通过他们的努力，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被找回来三分之一。其余的散落书籍，兄弟俩想尽办法搜寻资料进行补抄。光绪六年(1880年)，文澜阁开工复建，两年后竣工，丁氏兄弟将自己历时二十年收集、抄写成的基本完整的《四库全书》全部捐给文澜阁。

　　清朝灭亡后，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补抄工作并没有结束。浙江省文化界分别于1915年和1923年两次对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进行大规模补抄。经过这两次补抄后，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比原有的规模多出了近千册，甚至将清代编写《四库全书》时所带有的“文字狱”的负面影响修正，复原了很多古籍的本来面貌。

　　1937年抗战爆发，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往浙西山区转移，后来杭州沦陷，《四库全书》转移至贵阳妥善保管。

　　这次迁徙可谓是对书籍的一次大考验。在峡口渡江山溪时，由于路况太差，竟然有一车书直接翻进了溪水中。这车书共有11箱，打捞上来后在当地一座城隍庙的天井中进行晾晒，可连晒两天书籍仍然没有完全晒干。由于时间紧迫，不得不将这些打湿了的书籍装箱继续启运。当所有书籍到了贵阳的时候，这11箱书仍然是湿漉漉的。1944年日军自广西紧逼贵州，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再次转移至重庆。1946年，古籍重返杭州。

　　2015年，浙江出版界经过十年的艰辛努力，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全部影印。（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杨征）

　　原标题：《四库全书》及其七座藏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