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飞

　　今年是有关鲁迅先生的一个重要年份，各种纪念和研讨活动都在陆续展开。10月11日，由广东省文联、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广东鲁迅研究学会主办的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湖北、安徽、香港、海南的专家学者及省内各高校、各地市文艺评论和鲁迅研究工作者出席了研讨会。鲁迅先生的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周令飞(上图)专程到会并作了发言。

　　周令飞认为，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应该让我们心目中的鲁迅形象回归“本色”：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精神上的导师，生活中的朋友。我们对鲁迅的解读也不仅要有“鲁研”，更要有“鲁普”，即鲁迅的普及，就是以一种更为平易近人的方式，向人民传播他的精神人格和智慧，从而促进鲁迅精神的传承。

　　现在的鲁迅研究太“象牙塔”了

　　学者可否仿效科普作家，针对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写一些普及鲁迅的读物

　　羊城晚报：一直以来都有许多人对鲁迅研究十分投入，相关研究的材料也日益丰富。在你看来，当下的鲁迅研究应该朝那里走？

　　周令飞：我在多个场合都表示过，鲁迅研究现在太学术化了，太象牙塔了，跟社会大众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在今次的研讨会上也专门呼吁学界要做鲁迅的普及工作，充分利用新媒体在海内外讲好鲁迅的故事。比如，鲁研学者是否可以仿效科普作家，针对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写一些“鲁普”的读物。另一个方面，我们的社会已经到了注重精神建设的阶段，鲁迅是属于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一员，但也属于现在。他的精神非但没有过时，而且还更具有现实意义。

　　羊城晚报：你现在主持鲁迅文化基金会，它的工作构思和运作是怎样的？

　　周令飞：鲁迅文化基金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播和普及鲁迅，而不是研究鲁迅的。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在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之际，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应该让我们心中的鲁迅形象回归他的本色：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精神上的导师，生活中的朋友。我们对鲁迅的解读也不仅要有“鲁研”，更要有“鲁普”，即围绕鲁迅的文化普及来推进。这也正是我和我的父亲创立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以及鲁迅文化基金会时所抱的愿望。

　　近几年我们开展了许多文化普及活动，开讲座，办展览，举行大家对话，发起文化论坛。今年十月底，我们还将举办四个城市的文化长跑；十二月我们将在国家大剧院奏响鲁迅交响乐组曲。我想通过这些普及活动，才能让大家对鲁迅由接触到理解、由理解到敬重、由敬重到发扬，这才是我们今天与鲁迅对话的最好的方式。

　　同时，我们还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拓展大师的对话范围，在世界文明交流互见的大思路下做好鲁迅思想文化的国际传播。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在做“鲁迅对话雨果”活动，2015年做的是“鲁迅对话托尔斯泰”，2016年是“鲁迅对话泰戈尔”，我们明年还准备做“鲁迅对话海涅”。也就是在世界文明的平台上面，把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一位、第一名和那个国家的第一名同时拿出来，进行对话和交流。那么首先我们和对方对话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是对等的，没有壁垒，感觉到不是单向的，不是输出，而是融合、碰撞和真正的交流，互相借鉴。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鲁迅作为一个旗帜，要走出去。同时我们希望基金会能把更多的中国的大师、中国的文化，用这种方式带出去。

　　许广平与周海婴

　　我们又为鲁迅做了些什么？

　　应该让孩子去接近鲁迅，和自己的心灵对话

　　羊城晚报：和鲁迅对话的这些外国文学家今天在他们的祖国，是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周令飞：最近几年，我走访了不少国家，考察了当地的文化历史。我非常惊奇地发现当地民众对于他们的先贤是绝对地尊重，更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比如法国文化部曾经将雨果诞辰两百周年的那一年定为“雨果年”，专门成立了全国纪念委员会，在近三百个城市举办了六百多项雨果的纪念活动。

　　我去考察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庄园的时候，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占地三百三十八公顷的巨大庄园，完全按照托尔斯泰的愿望保持原样，即便从沙皇时代到现在经历了几代政权的交替，俄国人也坚决不侵占庄园的寸土面积，或毁损其设施。而当我行走在莫斯科红场的无名烈士墓前的时候，看到那一对又一对穿着婚纱的新人们，约定俗成地在此致敬、献花，更是感慨。在这些地方，伟人、英雄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名人们并非课本或纪念馆里的抽象符号，而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先辈们的智慧与精神也得以一代代传承，成为这个民族前进的强大动力。

　　羊城晚报：近年来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鲁迅的文章越来越少了，对此你怎么看？

　　周令飞：鲁迅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这么重要，课本里面能没有吗？把鲁迅的作品抽掉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史、文学史，就没有人了。所以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关键还是怎么去读、怎么去教。过去几十年教学之后发现的一个问题，孩子们对鲁迅是害怕的，害怕读他的文章。我觉得这主要还在于老师的点拨上面，教学方式上出了问题。是不是他们还像过去一样，只用灌输式的方法指导说鲁迅是怎样一个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弄出一大堆孩子们不易理解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我看不如让孩子们静静地去读鲁迅的书，让他去跟鲁迅对话，自己去理解，以这个年龄阶段适合的视角去尝试理解，然后慢慢深入。我们应该让孩子去接近鲁迅，和自己的心灵对话。

　　羊城晚报：除了教材，你怎么看待今天社会上一些“去鲁迅化”的声音和现象？

　　周令飞：很多年里，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那就是鲁迅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应该如何与他沟通对话，如何面对他留下来的丰厚文化遗产？在鲁迅走之后的这么多年，我们又为鲁迅做了些什么呢？

　　诚然，这里有着对他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有着对鲁迅精神的纪念与追怀，然而鲁迅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渐渐地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方面他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学术符号，令普通人望而生畏；另一方面他又成为一些人戏谑的话题，被不断地拿来质疑，恶搞，甚至被视为“老掉牙”。事实上，近年来，不止鲁迅，中国许多的英雄、先贤们都陷入了某种处境，仿佛抹黑他们就能成就自己的时尚与高大，以至于人大代表提案要立法制约这种现象。究竟怎样才是我们与英雄、先贤们正确对话的方式，究竟怎么做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呢？

　　我们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没有敬重之心、尊崇之心，这很糟糕。有些道德底线不能去踩，例如对于一个民族的伟人、先贤、英雄的这根线，你不能去踩。不能为了私人的目的，或者因为互联网时代下可以无限放大自己而有意抹黑他人。知识分子应该用理论知识去讨论、去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但那是在理性批判的立场上。不应该因为你读了一些书，因为你是大V，因为你掌握一些机器，就可以任意侮辱先辈、去抹黑他们，或者散布一些未经求证的信息。

　　许广平与周海婴全家，右二为周令飞

　　尼泊尔正在兴起“鲁迅热”

　　逝世数十年后对亚洲的影响力加大

　　羊城晚报：和在国内备受争议相比，我们了解到鲁迅研究近年来在韩国等地方却趋势正热。你对此如何评价？

　　周令飞：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日本研究鲁迅比较多，有竹内好等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国对于鲁迅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三十年来的日本鲁迅研究，却渐渐地到了一个瓶颈时期，相对静滞。有些国家的鲁迅研究兴起一个热度，也可能跟国家与国家的友好关系有关，比如韩国，这一个时期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在越南，研究鲁迅也一度很热，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是在反殖民求独立的时候，曾举起过鲁迅的大旗，所以这可能跟社会的发展和需求有密切的关系。

　　羊城晚报：是不是可以说，鲁迅先生不仅仅在中国具有价值，他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里的价值也会越来越被凸显？

　　周令飞：鲁迅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对亚洲的影响力很大。主要就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甚至泰国，最近对尼泊尔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尼泊尔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之后，引进了很多毛泽东的书，也有不少鲁迅的书。底层老百姓也能普遍阅读，觉得鲁迅所描写的当时绍兴的社会生活，跟他们现在非常相像，而且也很崇拜鲁迅的思想。

　　同时，鲁迅曾经对欧洲，包括俄罗斯，都曾经发生过影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俄文版的《阿Q正传》很多国家都在翻译。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有共产主义，左翼文学文化比较盛行，所以鲁迅被推介出去了。可是后来逐渐发生变化，资本主义阵营占了上风，左翼作家的翻译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被抵制或者不受重视，因为不是主流。所以在欧美一些国家的鲁迅研究，被放在汉学研究或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虽然是躲不过的作家，但还并没能让他们认为中国有个鲁迅是能代表那一段现当代文学的。（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朱绍杰）

　　原标题：周令飞：我们不仅需要“鲁研”，更要有“鲁普”